Du DaoBin: The Power of our Signatures (Chinese version only)

一个人的多数
——就网络签名与王力雄余世存商榷

杜导斌


初知王力雄是在王小波的随笔集子中，产生敬佩之心则源于王先生退出官轿中国作协，有幸以朋友相与则是祖桦将我引进[递进民主]的小圈子里之后。对余世存，我的了解不多，拜读过余先生不少大作，曾与郭飞熊先生言湖北有五人应多加交流，余世存、李昌平、姚立法、郭飞熊，杜导斌恭居其末，但也只是说说，至今没有缘分直接交流，深以为憾事。以上这些套近乎的话之所以先写在前面，明了说，主要是彼此之间关系还不十分“铁”，为了缓和气氛，防止万一因下面的不同见解导致非生产性的口水战。

我与王力雄余世存二位的不同意见目前还没有其它，只网络签名一项，并且只针对网络签名中的一点。今年5月下旬，王力雄先生发表了《网上签名何以方兴已衰》一文，对网络签名现象进行反思和归纳。稍后，余世存先生发表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网络签名？》，基本上是对王文的呼应。两位行文间着眼于理性探讨，没有那种指导下级网络江湖人士的意味，这样的反思从总体上来讲我是赞同的。对两位的大作，我认真拜读一过后，感到出发点都是建设性的，是为了促使网络签名走向“规范化，集群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不过，自从两位的反思见诸网络后，从去年涌动到今年年头的网络签名活动势头明显减弱。我没有把这种“唱衰网络签名”的责任加在二位头上的意思，但是否“二位一思考，当局就发笑”，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考。

我认为这种因果关系不能完全排除。王、余二位的文章事实上都隐形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把网络签名的价值与签名人数的多少直接划上了等号。王力雄在文中就断言：“关键就在于能否形成签名规模”。余世存也讲“从技术的角度，网络签名不仅难以与官方动辄数十万的签名活动相比，而且永远难以超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民主化运动中的一次上百万人的签名活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不敢同意二位高见。网络签名虽然有两年（也许更长，但我未见过）历史，总的来说，还只是一个新生的萌芽——我这里所讲的萌芽状态的网络签名特指主张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签名，不包括“左派”闹哄哄的那些。在专制文化绵延5千年如今还在愚民宣传没商量的中国，这些观念目前本身就是阳春白雪，加上秘密警察在网络上的非法封堵，人气旺盛的论坛上与签名有关的帖子根本上不去，使得网络签名空对6800万网民只能徒唤奈何。在这种现状下，以签名规模来衡量活动成效，实在是强人所难。若把二位这种判断标准作过比喻，就好象把一个无法达到的高难度动作横亘在跳水初级学员面前，并以能否完成这个动作作为衡量该学员是否够格进入运动员行列的标准。如果果真用这种标准去衡量网络签名的价值，必将使得许多潜在活动的组织者因信心不足而却步不前。

在民主和自由遭到围追堵截的不利生态中，我认为，看待新生的网络签名不能以人数多寡为尺度。以7月初的声援香港反对23条立法的签名活动为例。这个活动为期只有3天，最后统计的签名人数是90名。与以往几次活动相比，人数不多——但颇有几张新面孔。造成签名人数不多的原因与下面三个因素不无关系：一是拟定的签名时间太短，活动组织的太仓促，在还来不及大面积扩大影响之时，活动就结束了。二是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不能上帖，主帖只能挂在久经打击人气正好落入低谷的不寐之夜和人迹罕至的思想争鸣上。三是网络签名进入低潮，人们对这种签名的价值和作用存有疑问。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一次签名是有震动的。只是这震动不表现于外，而只表现于里。以北京当局封锁游行消息的严厉手段不难看出，他们也许并不怎么害怕香港游行，但一定十二万分地畏惧游行波及大陆。此时，从严密封锁的大陆内部却还是发出了声援的声音。这声音分布在大陆各地，有力地戮穿了愚民的铁幕。谁能断言这声音对北京最终妥协毫无促进作用呢？

在一个专制横行，恶法猖獗的年代里，正当的少数的力量永远也不能轻估。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之父享利.大卫.梭罗讲过：“若少数服从了多数，它便失去了力量；它甚至连少数也算不上；而若它倾力来对抗，它便不可战胜”，当大卫.享利.梭罗以宁愿坐牢来反对奴隶制恶法和对墨西哥战争时，事实上是他以一个人的质的正当战胜了整个美国的量的不正当，“他必须立即用行动抗议，开头的规模多么小这一点并不重要，只要头开得好，就会有人不断地干下去”。

有一点目前在国内是形成共识了的，在缺乏自由和法治遗传基因的土壤上，民主化必须经历一个缓慢内生的过程。在专制的迫害下，这个过程可能更艰难，但即使再难，我们也没必要气馁。记得小时候割稻谷，下镰之前总要先站在田埂上看看，掂量一下工作量的大小。田小便高兴，因为一会儿就可完事，在小田里做事劲头也要大一些。若是遇上大田，一眼看去好象无边无际，心里便生出些焦躁不安来。待割了会功夫，割得腰酸背疼，挥汗如雨，以为必是成绩斐然，伸直腰杆看看天上的云，再环顾田里头，身后倒下的只那么可怜一小块，面前的稻子却似乎没完没了，稻田好象永远不会有尽头。这时会情不自禁地想：照这样干下去将干到何年何月？干脆，不如扔了镰刀走人。每当这样心烦意乱时，理智却告诉自己，走，是不行的，坚持下去，总有割完的时候。自然，无论多大多倔强的一田稻子，最终无一例外地都俯伏在我面前。割稻是一个人的工作，国家的民主却不会是一两个人的事业。顾准生前，国内的自由主义只有极其有限的几个，现在放眼看去，网络上已是盈千累万，年初北京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书籍一度脱销，刘荻的声援签名达到千余人。我感到，人们正在从各个方向加入到稻田中来，每增加一个人，就增加一点力量，胜利也就提前了一个时段。

“一种最高且绝对的权力是不可能自行终结的”（弗朗西斯.培根语），中国的民主自由，最根本的推动力只能是来自于民间。在当前，签名的主要价值在于发出“我”的声音，通过无数个“我”的参与，推动专制早日解体。与为了解决不得不为之呼吁的问题相比，签名所次生的扩大自由民主观念的影响范围及扩张自由派队伍的“职能”也许占有更重要地位。在持续不断的签名中，唤醒更多的人参与，哪怕每一次有几个新面孔，也是积极有效的。对于网络签名，我们不能看是否被当局所采纳，也不能单纯地看有多少人附和，关键要看是不是让更多人了解到主张自己权利的价值和意义。要知道，这些参加者极可能就是未来自由主义社群的骨干力量。自由主义要在政治上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出现有组织的群体活动，一旦群体的骨干发展到一定规模，则会产生链式反应。链式反应一旦发生，民主就必定是不可逆的了。

网络签名只是民间参与政治博弈的开始，哪怕目前民间的一方根本不可能在正式的谈判桌上享有席位，哪怕它目前还是极度的弱小，随时都可能遭到强权的扼杀与凌辱，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参天大树岂非都曾经历过羸弱的萌芽状态——民间力量的嫩芽逃脱专制扼杀而得以壮大的途径只能是萌芽的遍地开花。且不要小看这些小的萌芽，震动全国的孙志刚案，震撼上海的周正毅案，最开始都是由并不怎么起眼的民间抗议活动肇端的。窃以为，目前对包括网络签名在内的民间表达不同政见的活动规模不可希望太切，要求太高，“追求无法企及的目标会阻碍我们实现可能达到的目标”（哈耶克），如果只能是小规模，就小规模上，只有一个人，就一个人做——虽千万人吾往矣。

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中国古训，放在自由主义语境中表达也就是：我们应有做“一个人的多数”的道德勇气。

以上拙见,请二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