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Days of LIU Jingsheng’s Arrest (Chinese version only)

--by Jin YanMing （LIU Jingsheng’s wife）

在劉京生被捕的日子裡──為劉京生入獄十周年而作

(北京)金艷明

一、入獄

1992年的5月28日，那個難眠的初夏夜，我永遠不能忘卻。那天，我的丈夫劉京生沒有像往常一樣回家。經過一夜漫長的等待，當窗戶重又放亮時，我心裡產生了不祥的預感。 第2天，我聯系劉京生的好友胡石根，找不到，聯系王國齊，也找不到。劉京生的朋友們似乎都失去了消息，我明白：預感中的事終於發生了！ 對於他所從事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從來來往往的朋友和他們的交談中，我感覺到他們在做著危險的事情。在中國這個政治環境中成長的我們這一代人，對政治有著天生的敏感和畏懼。由於家庭背景的原因，我從小對政治敬而遠之。政治對我們這個滿清遺族來說，等同於“整治”。這種天生的敏感使我覺得劉京生他們很幼稚、天真。但是，我不能阻止劉京生。 我把劉京生徹夜不歸的事告訴了我的公婆。他們陰沉著臉，什麼也沒說。我驚詫他們的沉著。作為早年加入中共組織的中國科學院的中級領導，他們有著太強烈的組織意識和政治原則，連自己兒子的事都不願發表議論。 父親幾天不露面，兒子劉曉光向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就騙他說，爸爸出差辦事。由於劉京生曾經做過小商品的生意，也有過外出的經歷，所以兒子當真了，沒再問什麼。 在沉默、壓抑的氣氛中過了半個月。6月14日的一天早上，幾個警察敲響了我的門。我打開門，看到警察的神情，明白了即將發生什麼。當時我的兒子劉曉光正在屋裡。我告訴他馬上到旁邊樓的爺爺、奶奶家去。 警察向我展示了一張寫著搜查証的紙片，宣布道：“劉京生因為涉嫌反革命罪被刑事拘留了，現在要對你的家進行搜查。”接著便開始翻箱倒櫃。政治，這個我從童年起就被父輩告誡要躲避的東西終於還是找上門來。這是宿命，忘不掉的政治記憶，脫不開的政治噩夢。許是我過於粗心，我從來就沒翻動過劉京生的個人書櫃。警察們從裡面翻出一捆印刷品。他們也搜查我的私人物品，把我搜集的六四期間的資料也抄了出來，盡數沒收。警察走了，我看著被翻得狼藉一片的房間，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我想起了我的兒子。我急忙下樓往公婆的家裡走去。公公陰沉著臉開了門，把我叫一邊小聲說：“曉光一直叫著要去找你，我們沒讓去，怎麼樣？走了？” 我茫然地點點頭，視線一直在尋找我的兒子曉光。 曉光跑過來，我捧著他的臉，使勁地摸。婆婆從屋裡走出來，站在一邊，默默地看著我。我們這一家人都有點呆呆的，隻有不懂事的曉光抓著我的衣服在叫我。

二、審訊

劉京生被捕，家裡不再有安寧的日子了。派出所的片警上門，市公安局政治處的人光顧。在單位裡，我也成了被“關注”的對像。對於這樣的局面，我並沒有足夠的思想准備，所以難免手足無措。 我不知道該怎樣面對警方的盤問，我不知道怎樣面對同事的目光，我不知道怎樣告訴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樣面對未來的生活。 抄家后的半個多月，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7處的通知：到7處接受問話。 我利用休假的時間，轉了幾趟公共汽車來到位於北京城南半步橋的7處辦公樓。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預審和一位青年預審。他們都嚴峻得繃著臉。問話從我是否參與了劉京生的活動開始。 “你知道劉京生做的事嗎？” “不知道。” “不可能，你們夫妻倆生活在一起，他做的事，你難道不知道、不參與？” “你們大概不了解我，我對政治沒興趣，不光沒興趣，我討厭政治。” “別說得這樣無辜。我不相信你對政治沒興趣。” 讓我說什麼呢？我想告訴他，讓我給他講述我的家族背景、我的家傳，讓我告訴他，我從來就沒有申請過加入共青團，讓我告訴他，政治在我看來就是揪斗、就是抄家、就是喊口號、就是人整人？這麼丑惡骯臟的東西，我憑什麼要對它感興趣。 話題一轉，他們又問我：“劉京生平時都接觸什麼人？” “我再說一遍，我對他接觸什麼人沒有興趣。” “你認不認識一個叫胖子的。” 胖子，我想起來了，叫許東嶺，一個充滿活力和熱情的青年。我不知道他的政治抱負，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理念，同他的幾面之交，我隻感覺這個青年人，政治熱情很高，處事城府不深，至少我覺得他不像是搞政治的。 “某年某月某日，有人讓你把某某的東西轉交給劉京生，有沒有這回事？”預審員又問。 “沒有。”我一點沒有猶豫，斬釘截鐵地說。 短暫的沉默，中年預審說，“說不說的結果是一樣的，我們掌握了事實，不會因為你不承認，就不作為証據。你如果不說實話，后果你自己負責。” “如果你覺得我必須承認你所說的事，那我就胡說一氣。” “那倒不必。是事實你必須承認。不是，你也可以否認。我們要求講真話。”

“我要說的話就是：沒有這事。” 問話結束了。他們站起身。我也偷偷喘了一口氣。他們要我走到審訊桌前，在那個白白的記錄紙上按下了血紅的食指印。 盤問過后，我要求見劉京生。 “現在不行。”警官回答。 “什麼時候行？”我追道。 “結了案再說。” 此后，我就開始等待結案。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旯?去了。我??次打電話，但是，結果都是一個：“不行。” 我實在忍不住了，憤懣之極。我提筆給寫了一封信，斥責7處無理關押，是借機要挾。我還寫了一首順口溜： 醫生從病人身上掙錢，老師從學生身上掙錢，交警從司機身上掙錢，領導從工人身上掙錢，你們從犯人身上掙錢。 寫完，我覺得出了一口惡氣，把信封好，到家門口附近的一個信筒，將信放了進去。 幾天后的晚上我回到家，婆婆告訴我公安局來電話，叫我去一趟。 我說：“不去。” 婆婆說：“他們怕你不去，還特別提醒說，如果你不去，他們用警車把你帶走。” 我沒說話。兩天后，我又擠上公共汽車，幾次轉車后，坐到了7處預審室那個受審的位置上。 還是那熟悉的預審室，還是那故作威嚴的預審員，他拿著我的信，用略帶憤怒的神情看著我：“這是你寫的吧？” “是。”我答道。 “你知道這是什麼性質？” “這是我對你們執法不公正的宣泄。” “不對，你這是誹謗。告訴你，就憑這一點，我就可以把你也抓進來。” 當時我不知從那來的勇氣，突然站起來，對著他嚷起來：“好啊，你們平白無故抓了劉京生，今天還要抓我。可以啊，抓吧。我今天就不走了，明天把我的孩子也帶來，我們一家三口正好就在這團聚了。” 看我大發雷霆，他的神情反倒緩和下來，露出笑容：“別激動，別激動，有話好好說。”

三、誘供

取証的工作並沒有結束，警方動用了別的方法。幾天后的下午5點鐘，我出車回來，准備收拾東西下班。休息室門口站著一位中等身材、有些魁梧的年輕人。“你是金艷明嗎？”一個略帶顫音、又似乎有點笑意的聲音。 我注視著他，有點似曾相識，但我並不認識他。 “我是某某。我到過你家，是和劉京生一起組織自民黨的。” 哦，是這樣。這時，一個念頭從我的腦海閃過：大家都被抓了，怎麼他一點沒事呢？ 他有點神秘地把我叫到一邊，語氣親切地問我：“你現在怎麼樣？” 我說：“我很好。你們要保重，劉京生坐牢了，你們一定不要再進去了。” 他臉色變得嚴肅地說：“我們都沒事，警察找過我們，但是我們都應付過去了。”說完，還“咯咯”地干笑兩聲。 那聲音在我聽來十分不舒服。就在此時，我忽然注意到他的腰間皮帶上有一個小答錄機。而且我注意到那答錄機的錄音鍵竟然是按下的。這時，我的腦袋一陣暈眩，隻覺得渾身的血都往腦門上涌。 我知道他是誰了，我也知道他是來做什麼的了。我當時有種怒發沖冠的感覺。但是，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告誡自己，別沖動，別沖動，看他要干什麼。 說了幾句淡如白開水的話，青年人問我：“最近沒有什麼人來找劉京生嗎？”

我說：“沒有。” “哦，如果有人找他的話，告訴他，我們的組織還在，可以和我們聯系。” 我語氣堅決地說：“不可能。不可能有人再找他，我也不會讓他找你們。” 他訕訕地笑笑。 我告訴他要回家了。他便起身和我道別。 我看著那個遠去的粗壯的背影，心裡充滿憎惡，但更強烈的情緒是在譴責劉京生：“愚蠢的劉京生啊，你看看你都結交了些什麼人，看看你身邊都是些什麼人啊？”我永遠地記住了那張胖胖的臉。通過他的來訪，使我發現一個意外的情況：“中國自民黨”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了，有些人還很自由，而且，還在繼續從事著所謂的“自民黨”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我不能不畫個問號。我永遠地記住了這個名字。 1994年12月，在審訊劉京生等人的法庭上，我又一次聽到了這個名字。他出具了書面証詞，証實了劉京生等人的犯罪事實。 又是幾年后，在我的朋友、著名基督教活動家劉鳳鋼的婚禮上，我忽然看到一張熟悉的臉。我的心裡一震：是他？我當時還怕我看錯，向另一位朋友詢問：“那個人叫什麼？”當朋友說出那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名字時，我驗証了自己的猜測：沒錯，就是他。 沒有被抓的不止他一個。一個在自民黨中擔任著核心職責的人也沒有被抓。后來在法庭宣判時，他也隻被判處兩年管制。判決書下來后，我到他家去詢問：“你們明明是大家在一起做事的，為什麼你沒有被抓？為什麼你隻被判處管制？” 他支吾著，講了幾個理由：他的腿有殘疾，是在六四坐牢時被打傷的﹔他沒有老婆，家裡小孩太小，需要有人照顧，所以警方沒有抓他。但是，我覺得這個理由顯然太牽強了。 此后，此人遠離了這個圈子，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還有一個在這個圈子裡十分活躍的人，可以說，每次他們的會都有他在場，許多人的聯絡都是他負責的。但是，他竟然在被關押一段時間后被釋放了，而且竟然沒有被起訴。 他被釋放后，來到我家。我很不客氣地問起：“我不了解你們的活動，但是，我看你們這些來往的人中，你比任何人都活躍。你們所有的會你都在現場，為什麼你沒事？” 他結巴半天，也沒說出什麼。我又追問：“聽說你認識市委書記？” 他又結結巴巴地說：“那，那是他們說的。” 說實話，我不信。我想也沒有什麼人會相信。此后，他再也沒來我家。

四、責難

1994年12月，在經過了漫長的羈押和審訊后，法庭開庭了。 當法庭宣布帶被告進庭時，我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我看見了身體瘦弱、臉色蒼白的劉京生。他顯得很憔悴，走進法庭后，不住地向旁聽席上看。 我特意起身，以使他能看到我。我們的目光終於對視。他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法庭最后陳述時，劉京生的聲音低沉、語速緩慢。他對法庭指控的事實一概承認。但是，他不認為自己有罪，而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憲法所允許的，比如結社自由，比如言論自由。最后，他看了我一眼，說道：“我沒什麼后悔的。我隻是對不起自己的家人，對不起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和我一起受苦了。” 說到這裡，他的聲音略帶哽咽。我的眼睛一下子濕潤了。 后來法庭宣判，劉京生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胡石根20年，康玉春17年，王國齊11年。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些青年才俊。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不過41歲，更有人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有一些人真的很無辜，他們隻是參與一些事情，甚至可能並不清楚“中國自民黨”這個組織的情況，也被判處了較短的刑期。 一個人僅僅為“自民黨”運送過資料就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1997年他服刑期滿，來到我家。他神情萎靡，衣著邋遢，看了叫人心酸。 他向我陳述了他淒慘現狀：他的一輛汽車被沒收了，老婆離婚了，年幼的兒子不明緣故地患上精神病。 說著，他開始掉淚，開始向我抱怨起劉京生，告訴我都是劉京生害了他。 我很同情他，但我改變不了他的情況，我也幫不了他什麼大忙。當時，我真想替劉京生說聲對不起，但是，我沒說出口。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這個資格，我想這話應當等劉京生出獄那天，由他向這些無辜受牽連者說聲抱歉。

五、鼓勵

我盡力想幫助那些因為自民黨案而受牽連的人。我找到了北京知名的宗教活動人士、北京平安醫院精神科醫生徐永海，請徐永海為他那患精神病的小孩治病。 徐永海是虔誠的基督徒，在北京的圈子裡以為人厚道、樂於助人著稱。別人有難，他每每施以援手，而且決不計報酬。徐永海開始利用業余時間自己出資為他的兒子治病。后來出於種種原因，他的孩子放棄了治療。但是，我永遠地記住了徐永海的忘我和犧牲精神。 提到徐永海，我覺得還應該談談那些在我最艱難的日子裡幫助我的人們。 劉京生被正式宣判的那些日子，是我最迷茫的時候，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空虛、無助。 於今想來，如果沒有劉京生的這些朋友，我真的不知那段日子會怎樣度過。 我忘不了劉青、還有劉念春夫婦，他們的登門看望，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有一個在雜志工作的編輯，怕我經受不住這沉重的打擊，隔三差五來看我，陪我聊天，談天說地，轉移我的注意力。我知道他們的好心，我也就盡力做得很輕鬆，表現出我的無所畏懼。我曾經笑著向一位朋友發誓：“我決不會以淚洗面。我會永遠笑著面對生活。” 1993年，王丹剛剛出獄就來到我家。看到我每天上班，兒子的爺爺、奶奶又年事已高，很難照料孩子，他就給我的兒子劉曉光找了個家教，輔導他學習，另外也幫我照料孩子。 更令我難忘的是：一個開書店的朋友潘青，把我叫到他的書店去幫助賣書。一來讓我有事可做，忘卻煩惱，二來讓我掙點外快，補貼孩子的學習費用。我每天早上4、5點起床去公交公司上早班，下午3、4點下了班，就往位於海澱鎮的書店趕，直到晚上9點書店關門，我才回家休息。這樣的日子，我過了整整一年。還有魏京生、江棋生，他們那兄長般的關心照料，在我和我的兒子最艱難的時候，給予了我們心理上和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照。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北京著名的基督徒王美茹。 結識王美茹是我人生的轉捩點。1998年起，我經常每周一次到她家去參加基督教家庭聚會。1999年，在那個狹窄的兩居室裡，我受洗成為基督徒，從而樹立起我人生的一個裡程碑。對主的皈依，使我的世界觀有了徹底的轉變。 我忘不了這些朋友。10年的時間，我的人生經驗超過了我此前所有經驗的總合。 今年4月底，我接到北京市監獄的來函，通知我5月28日到監獄探望劉京生。我竟然呆了，這是巧合，還是冥冥中的上帝在昭示什麼？ 10年了，無論對於我、還是對於劉京生，這都是一個漫長的日子。10年之后，我應該對劉京生說什麼呢？我想我要把《保衛孩子》交給他。我還要把這篇《在劉京生被捕的日子》交給他。然后，我隻對他說一句：10年啦，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金艷明了。

（200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