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 TianShui: My Sincere Thanks to My Friends and
Supporters for the Effort to Release Me
杨天水：大运河边我倍感惭愧
--致谢更多道友
作者：杨天水
【大纪元1月30日讯】被“带回”故乡五天了。这是天气寒冷的五天，也是政治寒冷的五天。除了亲友、道友的问候关心之外，一起都是冷冰冰的，在北京竟然到了国民自动悼念赵紫阳先生，想最后看他一眼，也会受到阻拦。
刚才接到安徽蚌埠张林即张楚英的太太方草的电话，说楚英兄已经遭到行政拘留，警察通知了。她已经送去了被子、钱物等等。目前她正赶往警察指定的地方，去接受法律意义上的告知。
李国涛、戴学武等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天了。他们多半也遭到了同样的政治迫害。
我们都是经历过牢房生活的人，深知那样的生活，非常损害人的身心。牵挂而无奈，只得经常步出亲戚家门，南向五十米，便是大运河泗阳县城段的北岸。到处是萧条景色，满眼是滔滔水流。那不是水流，那是弱势群体的眼泪。
看着，不由得反思近来的遭遇，想起一个月刑事拘留期间，海内外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记得鲁北先生，在水良先生主办的《网路文摘》上，将主要的支持团体、媒体作了罗列。这才让我有机会了解到更全面些的声援。正因为如此多的朋友们共同而真诚的努力，我才侥幸获得自由，尽管释放之后，又被套上“取保候审”的枷锁，但是这不是朋友们的错，而是我自己当时缺少无畏的坚决，即仅仅因为看到前来作保的姐夫身体情绪都很糟糕就走出了让步，当然根本原因是警方早已策划了这样的圈套。
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遥远的声援支持，在寒冷的大运河边，至今温暖人心。
惭愧的是我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大有益处的事情，他们却给予了那样多的关注、呼吁、支持。其实他们才是做了很多成效显著的工作，同时我必须真诚感谢他们。
他们是美国之音、亚洲自由之声、希望之声、魏京生基金会、民主中国阵线、大纪元、议报、民联、民主论坛、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黄花岗、中国人权组织、关注中国中心、空房子诗报，同时还有很多个人，海外的，有《开放》的蔡咏梅女士、辛灏年、郑义、草庵居士、胡平、曾铮、费良勇、王策、黄河清、伍凡、王雍罡、王希哲、郭罗基、孙丰、刘国凯、陈央潮、熬博、安言（安魂曲）、徐文立、王有才、周育田、戴平山，以及其他很多朋友；国内的有卢勇祥李任科等为代表的贵州全体民运战士、吉筱林、顾万久、任畹町、李海、许万平、车宏年、姜福祯、赵达功、杨银波、鲁北、曾仁全、田晓明、冷万宝、王文江、郭庆海、井蛙等等，以及一群品德高尚的穆斯林朋友：云南的马志雄、马迎昌、王秋平、马玉田、马驭方、马永任、薛波、哈静等等。
以上提到的几家电台，是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大功臣，它们的声音，每天都在穿越专制的铁幕，向专制制度下的国民传播真实的信息和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它们驱散了多少人心上的迷雾！
魏京生基金会在著名的魏先生的主持下，以及黄慈萍小姐的具体操作下，不断传扬民运的声誉，将很多大陆上的民运情况翻译成外文，由此而扩大民运的影响。
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费良勇先生，以及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先生，民阵德国部成员潘永忠先生等，都给予了很多坚定有力的支持，他们不但大声疾呼，而且还为我积极募捐到了律师的诉讼费用。
我曾经向费先生和彭先生讨教，他们每信必复。费先生于2003年冬季，曾经一再来函，说明大陆本土民运必须以合法范围内的运作为主要形式。在这点上，我们见解颇为一致。另外他对专制主义的憎恨，对真善忍的肯定，都是非常热烈的，体现了他的道义精神。
彭先生的邮件，经常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德国，为祖国的自由民主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外国人对这种事业的关注状况。
大纪元的历史功劳，和其它人权、民权的组织，以及这个阵营的媒体一样，必将永垂史册，这里无须多言了。
议报，在张伟国先生的主持下，为国内不同政见的声音，同样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平台，不但让大家有很多公开见解的机会，也为大家提供一定的经济报酬。我看到了签名声援网点设立在议报那里，看到了自由民主的坚实的舆论基地。由于忙碌，到现在还没有给伟国先生等发送邮件，内心感到无比的惭愧，自己竟然是这样的缺少效率啊！
民联是有历史年头的民运组织了，它的人员很多，而且很多是通晓外文的留学生，这使得它很容易将我们的信息传播给海外的它国居民。虽然和这个组织的朋友们，没有很多直接的联系，但是感激之情是毫无二致的。
民主论坛，是我接触到的海外中国民运媒体最早的一家，它在洪哲胜先生的麾下，和议报一样，具有真正的民主风格，包容百家，传播了大量的宣扬自由民主的文章， 并为作者提供稿酬。洪先生和我有过很多通信，我也索要过他的照片，通过电子邮件，我看到的是一位精神饱满、看上去就学养深厚的绅士学者。真的很希望他有机会来到这里的大运河边，请他为我们这里的乡亲，讲授真正的民主精神。当然我们知道，只要大陆一天不实现民主宪政，就一天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专制制度总是要有意识造成人民的隔绝状态，以便统治阶层垄断讲坛，传播他们的“专制有理、民主不宜”的说教。
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这次大力呼吁，使得营救之声浪此伏彼起。一月二十四日晚九点，我到了故乡苏北泗阳县四姐的家里，前几个拨出的电话，就包括这个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先生，他是我的校友，是中国任何一个赞成、支持自由民主的人，都很敬佩的作家、学者。多年来，我试图向他邮件请教，可是，就象发送给余杰教授、刘纲先生等很多人的邮件一样，对方总是接受不到。后来我有过少量的电话问候请教，但是或许是北京的政治气候极端地恶劣，平时文章中潇潇洒洒的晓波博士，却是非常持重的。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他昔日的一张照片，才知道他五官堂正，一脸心地无私的坦然神态。
另外独立笔会的蔡楚先生，以及其他很多笔会朋友，都为救援我们，操劳了很多。我多么想请他们来到运河岸边，一起深入到民间，和这里憨厚质朴的村民，一道饮酒畅谈，交流各自对自由民主的观点。
黄花岗，是一家品位很高的杂志。它的主编是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辛灏年先生，他的签名留言，慷慨激昂，显示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也看到了这个杂志的编辑部的孙云先生等，作出的正义支持。从前，我曾经发送过邮件，企图和孙先生建立沟通交流。
中国人权组织，一直支持我们坚持于困境之中。近年来，虽然我们联系没有以前多了，但是刘青先生、焦柏固先生等，仍然是我经常思念的朋友。本来很想经常给《华夏电子报》撰写文章，或提供新闻信息。但是由于生存的压力，使得这样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
自从我开始《漫游中华见闻记》的写作之后，和关注中国中心的徐文立先生，就有了沟通交流。这个中心的网站，经常刊登我的文章，并于此次声援中，给与了支持，于此表示感谢。
空房子诗报的主办人是诗人杨春光，他生活在辽宁锦州，以前我们有过电话、邮件的交往，交谈十分融洽。以前在这个网站上发表过诗歌，这次这个网站发出呼吁释放我的声音，让人感激之余，认识到无论国内如何政治高压，正义呼声总是连绵不断。在云南的时候，于网络上看到他生病，朋友们发起募捐。我本来理所应该尽点力量的，无奈有点剩余时，就忙碌得如同救火一般，因此没有空暇，而有空暇时间的时候，通常就是寸步难行的时候。现在一想到我至今还没有帮助过春光兄和颜均等受难朋友，自己就异常地惭愧内疚。
说到个人，我只将谈谈看到的一些朋友。比如说蔡咏梅女士，她是个非常优秀的记者、编辑，1990年春天，她在《香港时报》任记者，我在香港铜罗湾的京士顿小客栈居住，电话邀请这个报社的记者前来交流，她就来了。我们谈了很多，一是六四以后内地民心民情，包括市场价格的变化问题，二是大陆的民运阻力在那里，记得当时我还特别说了共特到处都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阻力。
那个时候，蔡女士还很年轻，一别就是十五年。2000年5月底，我出狱之后，曾经发送过很过邮件给她和《开放》的主编金钟先生、黄琉先生，结果都没有收到回复。我想一定是网警私下设置了“阻止发件人”一类的名堂，不然我们如何会失去沟通交流的渠道呢？
辛灏年、郑义、草庵居士、胡平、曾铮、费良勇、王策、黄河清、伍凡、王雍罡、王希哲、郭罗基、孙丰、刘国凯、陈央潮、熬博、安言（安魂曲）、徐文立、王有才、周育田、戴平山的等等，多数是我有过沟通交流的朋友、师长。
郑义先生，是个著名的作家，其作品内容丰富，热情洋溢，有强烈的正义感，尤其是他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造成的生态失衡，对无序的经济发展的严厉的批评，经常启迪人心，开拓人的视野。
草庵居士，是个理性的、经济学方面非常专业化的、逻辑非常清晰明了的朋友。他出生于中共高层，但是思想上完全反叛了这个群体，走进了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航道，在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未来的继续奋斗中，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建树。
王雍罡先生，流亡于遥远的北欧。我们经常通信交流，他的见解立场明晰，无丝毫的妥协性，他猛烈地抨击共产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彻底的败坏性，而且特别强调团队精神。
只知道熬博是个才华横溢的作词家，他的诗歌词曲，张林楚英兄，曾经向我介绍过他，看了之后，感到其中震撼人心的力度，超过枪炮的声音，而且形式优美。我觉得他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新诗诗人，无人能够与之并肩。
戴平山先生，是台湾人。我们网络上，通过即时聊天，沟通交流了很多。尤其是关于“爱国文化衫运动”，他的理念非常理性，他的思路是：民主需要民众的精神基础，所以需要通过各种现实的手段，熏陶民众自由民主的意识，久而久之，民主的力量就能够战胜专制的力量。因为我们的交流，我被南京市国安部门，在没有开出传唤证书的情况下，传唤了十几个小时。
现在正是晚上六点正，大运河边黑暗降临了。于是我更加思念生活在大陆政治黑暗中的，仍然支持我的仁人志士。上面我曾经提到过他们。
卢勇祥李任科等为代表的贵州全体民运战士，在我遭到刑事拘留之后，立即作出反应，他们怀抱强烈的救世热情，发出怒吼，要求当局释放我等遭到侵权的民主劳工。黑暗中，我深知我离他们的赞誉，还很遥远。我明白他们赞誉我等的言辞，只是他们热情的一种显示，他们需要以热情洋溢的言辞，借用赞誉我等的机会，来赞誉自由民主的运动。因此他们也同样遭到了传唤。
顾万久先生，特地在签名网站上留下姓名，他的留言让我感动：重庆李家沱国税二所宿舍楼公务员、诗人、作家，观点网站被查封了，西北风网站被查封了，呼吁释放师涛的网站被查封了，我的知情权被剥夺了许多，也不能发更多的电子邮件，我被封杀近千首（篇）诗歌和文章，而且其中多部份是宏扬主旋律的。我真不可思议，为什么要抓写文章的人呢？为什么要抓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呢？为什么要抓将人权的人呢？请胡锦涛主席责令有关部门立即放人！拜讬！我留真的姓名地址，是为了方便国安人员轻易立功！
李海、许万平、车宏年等道友，均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记得去年12月10日以前，当时我还是临时居住在杭州北郊，曾经邀请李海兄前往杭州聚会，一则他才出狱半年，想让他来风景胜地杭州修养一段时间，二则张林兄全家也在杭州小住，我们可以一起聚会，分享人类亲情和友谊。结果，邮件发出后，为了寻找赚钱机会，我就离开杭州，到苏州、合肥等地，待12月20日，我急忙赶往杭州的路上，接到张林兄的电话，说是李海已经乘车前往南京方向了。我和小陶兄弟不得不在南京中途下车，到火车站附近等候他的到来。
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1982年，还是满头青丝的我，大学一毕业，就来到这里。这里有我的血缘亲人，就是那个还没有成年的女儿。还有她的外祖父外祖母，也是我从前法律意义上的岳父岳母，他们都很忠厚善良，已经很老迈了，十五年来，因为我受到的政治迫害，他们受到了很多的惊吓，我很想看望他们二位老人。
我是多么想去看看女儿，她才十五岁，初中三年级，是个美丽聪慧的小女孩。目前正是她需要父爱的年龄，痛心的是在她八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至今也无法和她经常聚首，自2003年底到2004年6月的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只见到她一次。整个2004年，我只探望她几次，总共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要么我有时间，而她却被摧残学生的应试制度害得深夜还在做作业，要么她有时间的时候，而我却在忙于应付基本的生存压力。我们住在一个城市，竟然无法实现父亲和女儿间的天伦之情，这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女孩而言，是多么的残酷。偶尔她和我一起漫步街头的时候，还会看看后面说：“爸爸，有没有人跟踪。”这个时候，我一般回答她说：“和你见面，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人跟踪。”这种由于专制制度造成的普遍的恐惧感，对于幼年而言，同样是残酷的伤害。一想到这些，我倍感惭愧。
我没有时间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她的外公外婆。只能和小陶兄弟，在火车站附近，安排接待李海的事务。这个时候，天黑了，李海从上海打来电话说：“正在和国涛、学武漫步街头，后面有几位‘保镖’，大约凌晨两点多到南京。”可是后来火车晚点，知道凌晨三点多，我们才接到李海。迅速上了出租车后，到了火车站西面一公里多点的中央门的白宫大九店。因为这里的洗浴中心有个熟人，可以免费洗个澡，然后在大厅里休息。
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到了白宫大酒店的正门附近，国安的车子也到了。他们有两个人跟了过来，我让小陶兄弟带李海先走，自己则迎头朝那两个便衣走过去，擦肩而过的时候，便衣有些犹豫、不自然，但是他们还是跟踪李海和小陶去了。我继续往相反的方向，结果他们的车子掉头跟了过来，见状我又掉头南向行走，前往白宫大酒店的西门。在城市的大道了，车子掉头，必须遵守规则，尽管国安的车子可以不守规则，也得要等待机会。幸好是晚上，他们迅速掉头，跟到我的身边，我又掉头，向北行走，心想带国安们散散步吧。结果他们再次掉头，向北跟了过来，我猛地转身，迎了上去。那个车子停下了，离我只有几米，我干脆走近，看他们如何反应，结果那个司机挪动一下身子，就无法看清里面了。于是我直接走上白宫大酒店。
说起来，白宫大酒店是个三星级的酒店，事实上管理极端落后，脏乱差是这家酒店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他是南京社会的普遍的管理落后的一个缩影。这家酒店的洗浴中心在四楼，到处的凌乱和肮脏，叫人失望。
我找到李海和小陶兄弟之后，这个时候才发现李海兄仍然是象从前那样质朴无华，安徽蚌埠的张林说得好：“中国民运人士群体中，有两个最质朴的清教徒，他们是李海和李国涛。”迅速洗个澡，然后就到大厅一个角落，作了短暂交流后，我发现李海兄的思想还是那样的稳健和理性，他仍然坚持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并且关注民主的文化层面的建设。我们都太疲劳了，不一会就进入梦想。
许万平兄，性格刚烈，于千难万苦之中，一直坚持自由民主的信念，十余年的牢狱，没有使他屈服，他是川渝两地众多的仁人志士的一个典型。由于他刚正不阿，也由于重庆警方的蛮横粗暴，在运河边的黑夜里，我担心他的安危。
车宏年先生，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同时具备较为系统化的批判能力，他的很多文章说理透彻，思路清晰，天水读后，深受惠益。2004年新年前后，他路过南京，我们见面畅谈很多。转眼一年过去，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政改前景，暗淡了下来，而远方朋友们的安危不能得知，他是否因为积极前往北京参加悼念赵紫阳而也受到拘禁呢？眼下想来，不免万般焦虑。
赵达功先生，是我加入中国独立笔会的介绍人，在我剥权期间（2000年5月31日到2005年5月30日），和他有过很多通信，他的正义感和文章的感染力，是相当强烈的，在宣讲自由民主的舆论潮流中，有他很多的汗马功劳。
杨银波少年而老成，看他的文章深度和广度，你难以相信他那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所受到的学历教育不过初中，但是他的丰富、深刻、新颖、即时、真挚等等，都是一般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只是自我去年八月去云南以来，各自很忙，联系少了。
鲁北、曾仁全、田晓明、冷万宝、王文江、郭庆海、井蛙等等，除井蛙外，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多数有过邮件交流。我们的心灵，一起走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因此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一起面对邪恶的压力，而无所畏惧。良知和良知联合一起，就会产生震撼性的力量。
云南的那群品德高尚的穆斯林朋友马志雄、马迎昌、王秋平、马玉田、马驭方、马永任、薛波等等，我们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生活非常简朴节制，没有人抽烟喝酒，没有人奢华浪费，追求的是一种竭力遵守教规的生活。马永任、薛波两位是优秀的穆斯林农民，三十多岁，干净整洁，懂得自由民主思想的价值，并一直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而马迎昌、王秋平、马玉田三人，本身就是清真寺里的阿语学校的教师，通晓伊斯兰经典，信仰自由民主主义。在通海的纳家营我拜访过王秋平老师，在玉溪的大营清真寺，我拜访过马玉田老师，在昆明我和马迎昌老师聚首，他们都非常善于表达，他们也都很敬佩刘晓波和余杰。
马迎昌老师和我同龄，从前是昭通毛货街清真寺的呵语学校的副校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通海纳家营伊斯兰学院的骨干教师，据说现在又被昭通原来的学校要回去了。有深厚的贯通的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学识。并且认为，民主一定要从信仰的层面建设起来，大意是强调国民的精神信仰层面的民主意识，才是民主的最重要的根基，仅仅谈制度的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以此做为民主制度的精神铺垫，民主制度才不至于沦为虚假的闹哄哄的暴民政治的幌子。他说过：“总之，仅仅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追求民主，追求的只是虚浮的民主，必须从信仰的层面，才能建立民主的真正根基。”
王秋平三十多岁，是通海纳家营伊斯兰学院的教师，原来留学于沙特，是个通晓阿拉伯语的学者，思想稳健，平和。
马玉田老师，三十多岁，原来是大营清真寺的老师，谈起伊斯兰教义，口若悬河，热情高涨，引经据典，十分准确，当然这也是他们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特点。
马志雄，也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以前做过教师，目前在昆明谋生，原籍昭通，2004年5月，是我经过朋友的介绍，结识到的一个好朋友。我当时到了云南，主要依靠他的帮助，才得以熟悉其他朋友。他也同样熟悉古兰和圣训，和马迎昌老师、马驭方等，都一样认为，这个世界，惟有欧美才实现了伊斯兰教义中政治层面的教导，就是说伊斯兰教义中政治层面的追求，就是自由民主主义。志雄忠厚诚信，有古道热肠，为人慷慨，善与人交，而且表达能力是相当优秀的。
马驭方是贵州人，以前也在清真寺教过书，目前在云南一家公司打工，今年大约有三十五岁了，一样地朴实无华，一样地热忱地追求自由民主民生，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领导家乡的乡民维权而遭到追捕。他有很好的思想能力，批判专制腐败，深刻而有力。为人一样正直、真诚，富有爱心。
夜越来越暗，透过窗户，看到大运河上空一派黑色，不禁更加思念以上这些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朋友们。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2005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