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rrent Chinese Youths Issue
– by WU Zhengrong, director of the
Korea Chapter,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Coalition (Chinese version only)
“6、4”之后的中国愤青问题
武振荣
过度挫折所催生的中国愤青
从18世纪以后，中国青年人的发展是注定要受到挫折的——这是我从事红学研究和从事
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得出的看法；若说这样的看法缺乏严格的理论支持的话，那我承认是
事实，但是如果说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则不会接受。事实上也是从《红楼梦》这部
伟大的作品问世之后，中国青年人在而后的200多年时间中的悲剧性命运已经被书中的
“园散楼倒”这样的情节给暗示出来了。
如果又认为文学的启示不足以凭信的话，那么我们翻一翻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会发现
青年人的那个《红楼梦》式的命运的多舛性；分析这种多舛性它往往不是表现为一种赤
裸裸的失败，更多的是一种真正的贾宝玉式的失败，这种失败在《红楼梦》的后40回中
被套上了一个“家道复兴、兰桂齐发”的现象，把这样的现象同20世纪以降的中国民主
革命史联系起来看，整个的革命好象是知识青年的革命的事情就是很值得人们注意和研
究。因此，当这样的革命在被认为是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它的失败的悲剧意义就戴
上了一个中国式的喜剧的光环，显得光怪陆离、似悲非悲，所以直至发生了“6、4惨案
”之后，历经了2个多世纪的中国青年人才完全地感觉到自己彻底的失败了。我认为，
正是这种“彻底失败”的感觉才催生了一个早产的中国愤青时代。
要说到中国青年人的失败，象我们这一代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的失败也是够典型
的了。但是，回过头去研究这种失败，则是一个被英国古典哲学家大卫、休谟说成是
“适度”的失败，也就是说这样的失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是一点一点出现的，失败
者也是一步又一步地认识失败的事实，所以这种失败有时候往往可以造成失败者的后来
的奋进。譬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我们以自治组织的名义和方式对中国共产党
组织“控制”的“文化大革命”发起了进攻，认为它是“错误”的时候，我们被社会上
的正统意识判断为“反革命”，但是，不久我们就卸去了“反革命”的帽子而给自己戴
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桂冠（这是权利中的事情），把共产党在学校的各级当权派
“打翻在地”，不仅这样，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动了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和
机关干部的运动，而后，我们进入了政治上的多元化时期，当我们的知识和教养都不足
以理解这个政治上的多元化时代时，我们也是在“你们都是革命派”的安慰下走上了失
败之路的。所以，直到我们被“下放到农村”，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失败。
我个人关于“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感觉发生于1968年2月，（在这一月，我为了逃避我
所在的一派的最后失败的结局参军入伍），而我们同代人的类似的认识却是在一个相对
长的时间内完成的，没有一个象1989年那样的发生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因此，有关我
们自己失败的时间就可以减轻失败的压力。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和理解》的书稿
中我说到了这一点。在解读我个人所遇到的失败的问题时，我引用了休谟在《人性论》
一书中的话：“人性中有一个很可注目的性质，就是：任何一种障碍若不是完全挫折了
我们，使我们丧胆，则反有一种相反的效果，而以一种超乎寻常的伟大豪迈之感灌注于
我们的心中。”
但是1989年“6、4大屠杀”行为所造成的参与“89运动”的青年人的失败却是在“一夜
之间”发生的（6月4日，《解放军报》的一则消息说“昨夜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是由正规作战部队对人民的大规模的、赤裸裸的屠杀造成的，因此这样的行为
“超乎”青年人忍受能力的极限，这些在今天被当作“歹徒”而遭到无情枪杀的人在昨
天还被社会公认为“天之娇子”，这样的一个如此之大的反差，是任何年龄上的人都难
以接受的。可见，疯狂的镇压的行为一下子要把民主运动置于死地，由此而引起的青年
人当中的民主意识濒临死亡境地之危险就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了，而由知青到愤青的
这一步——民主意识的衰减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知青与愤青
把最早由《红楼梦》这本书开启的时代叫知识青年的时代，可以给我们认识中国社会问
题开拓一个巨大的历史空间，在这个巨大的历史空间活动时，我们就会对近2个世纪以
来的中国社会最大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自我理解。依着这种理解，我们把19世纪末的公车
上书、20世纪初的“5、4运动”、30年代的延安知识青年运动、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以
及80年代末的“6、4”联系起来看，影响中国社会重大变化的那种主力无不是由中国青
年人充当的问题就会被发现。在这里，西方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可以同
中国知识青年相比较的了。因此，我们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在解释西方社会的发展问
题时就应该由此而想到中国的知识青年。这样以来，在研究不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阶级
力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了，也不需要在中国非
弄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不可（30-40年代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如此）。认识中国
问题应该具有中国的方式和中国的思想——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只有这样我
们才有可能避免对中国问题的“非中国式”解读的错误。
今天，中国民主化运动要求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对于中国社会以往革命问题采取一种全新
的认识，这种认识如果不被简单地理解为和共产党“对着干”的话，那么，我们在承认
这段历史的价值的同时着重于价值的重组就是我们的正确态度和正确做法，而在这样作
的时候，把中国青年的问题单独地提了出来，加以研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不发达的状态，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没有摆脱
文盲和半文盲的状态，而所谓的知识青年的时代就产生在这样的时间中。无论怎么说，
被社会认为是“知识青年”的人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社会中，总是表明了身
份、出身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尽管在“知识青年”这个词的流行时期内，衡量一个知识
青年的文化标准仅仅是读完初中课本。就这样的现象来分析问题，可以说知识青年时代
的收尾时间于我们民族普及中等教育的时间相重合。因此，我们把1989年的“6、4”当
成一个区分的时间点来看待不光是具有政治的意义，还具有文化方面的意义。在知识青
年的时代，生活在农村的一位初中毕业的学生在本村庄的农民眼睛里已经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了，但是在愤青的时代，初中毕业的学生就什么也不是的了。因此被现在
的人叫愤青的人的文化程度似乎要高一些的，至于说它是不是指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也
没有个社会的定论。
正因为存在着上述的问题，我们才可以从中发现知青是生逢其时的人，愤青是生不逢时
的人。在知青的时代，作一个知青虽然是只读完了初中课本，但是，就这么的一点点知
识已经把他们造就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在社会的生活中好象享有某种特权
似的；被我们称为愤青的人就不是这样的了，虽然愤青们所具有的文化程度也可说能是
相对的高，但是这样的“高”文化水平好象却没有附带多少与荣誉有关的社会认同，也
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个相对具有优势的文化程度却没有造就社会对其的事先认可。
愤青的“愤”字就产生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中了。
知识青年的时代中的确存在着我们在过去的时间中所说的“历史使命”的问题，尽管到
今天为止，“历史使命”这样的东西我们说它不清，可是在那个时代，每一个身为知青
的人好象都有一个真切的而不是矫揉造作的“历史使命感”；但是在愤青当中，我们发
现不了这样的东西，因此他们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愤青一生下来就好象带上了一个
“愤”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以“愤”字组成的词组连续有：“愤愤、愤恨、愤
激、愤慨、愤懑、愤怒、愤然、愤世嫉俗”等等。因此就字面意义讲，“愤青”一词已
经包含了几乎可以说是普通汉语中的“愤”字的全部意义了。愤青们的社会是一个现成
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于愤青们来讲有着这样的一种“客观”性，即社会有“我”不为多
，没“我”不为少，而“我”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漠不关心”的社
会基础之上。因此，要研究“愤世嫉俗”的人的性格之形成，这就是一个切入点。把这
样的现象同1989年“6、4惨案”发生时中国专制实权派人物动用正规作战部队疯狂镇压
大学生运动的后果联系起来思考，青年人的精神的支柱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被暴力所粉
碎就是可怕的事情。
就一般情况而言，知识青年对文化和革命有着双重的认同，而愤青却完全地缺乏这样的
认同。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支配知识青年的人生的东西中就有一种被
我们现在的人用轻蔑的口气所说的“乌托邦”。但是，只要我们对于任何的具体问题作
深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某些被人们认为是负面价值的东西在另外的场合中有可能转化为
正面的价值。“乌托邦”这样的东西也是如此，当一个充满了“乌托邦精神”的人在完
全地忽视了人的现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们的“乌托邦主义”的错误那时非常正
确的，但是，我们如果由此而忽视了人和动物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也在于人有“乌托邦
主义”的精神的话，那么人的发展和人的生活中的许多意义都可以用“乌托邦”这个词
加以解读却是我们往往看不到的。就我们论述的问题来说，愤青问题的要害恰恰是他们
丧失了生活中的必要的“乌托邦因素”，尽管这种丧失有一个他们因厌恶“乌托邦”而
表现出的故意。愤青们往往会表明他们的生活是“现实”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也是“现
实”的，他们常常表明自己讨厌“乌托邦主义”，也有时候说自己是从社会以往的“乌
托邦主义”的教训走出来的人。
过一种完全“现实”的人生，对于青年人来讲，这当然算不上是什么错误，但是当他们
理解的“现实生活”如果丧失了“乌托邦主义”这样类似的“生活的作料”调剂的话，
那么，今天的“现实生活”同明天的、后天的“现实生活”的差别就没有办法可以区别
的了，也正是出现了这样的困难，因此如果说追求“现实生活”已经转变成为对“生活
的现实”抱着“无所谓”态度的话，与这种生活态度相关的生活方式、生活的目也无意
识的被组织在“消极”意义之中了就产生了致命性的危害。可见，在知青时代里，一个
人存在着的“乌托邦”意识和观念虽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正面的意义，但是它在很大的程
度上助长了青年人生活的“积极向上”目标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我们在看待
这个问题时如果从专制社会这样的角度转移到青年社会的角度，那么通过专制社会摧残
青年人发展这个一般性问题就会发现青年人在专制条件下如何寻求发展这样的另一个问
题了。在一个本身也许发展不起来的社会中追求发展——这就是那个过去了的知青时代
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如果同大面积地丧失了发展信念的愤青比较起来，就有了一些可以
被肯定的成分在内了。
知识青年虽然很难说是相信民主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却一直却受着民主思想和民主意
识的吸引，因此，即使在专制主义极端盛行的时期，这个群体的对民主的那种期待也还
是没有丧失殆尽；把这样的一种情况和愤青相对比，我们就发现愤青问题的最重要的东
西是对民主丧失了信念。当然，在分析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发现在这个我们叫“地球村
”的时代里，电视新闻和网络文化已经把人类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这样的积极性事情的
背后存在着一个消极的连带因素却被我们忽视了，通过国际传媒，发达民主国家内部的
政治争纷被专制独裁国家所控制的媒体尽情的歪曲，以至于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
息：民主是一种很错误的制度，而我们所说的愤青，就是这种信息的无条件的受众。
因此，在专制国家，特别是在不发达的专制国家，有文化的青年人应当走在民主化运动
的最前面——这好象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而在这样的“规律”面前，愤青们却停止
了自己的脚步，认为民主也是“骗人的东西”。别的人不说，象刘荻这样的一个如此杰
出的女青年在去年写作了《炮打民主》的文章就是证据。谁都知道，刘荻是一个非常积
极的网络作者，为在网上发表言论受到了专制主义者们的迫害，按理这样的人应当是追
求民主的尖兵，可是她却为要求自由而拒绝了民主。可见，在我们的社会中，愤青群体
的出现也于专制主义者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工具对民主的一贯的、肆意的歪曲有关。如
果说在“6、4”之后，民主力量消沉的现象又无意中加重了青年人对于民主的失望感觉
，那么“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就是愤青们的一种共同的心态。民主在知青那里
是一种“理想”（尽管它模糊不清），在愤青这里就被看成是“空想”的了。
“6、4”与愤青
在西方社会，愤青的产生与社会结构方面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质有关，在正常情况下，
这种稳定性与青年人理想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当青年人感觉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要
求的差距很难吻合时，就产生了愤青；但是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就没有可能出现，所以，
在中国，愤青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应该在“专制”的方面去寻找。一般说来，在原则上，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愤青是问题最早萌芽在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中，但是由
知青向愤青的的过度的门槛却可以说是“6、4”。在“89运动”的那个伟大的5月，中
国大学生们事实上继承了知识青年时代的“革命传统”尽管这样的继承没有表现在口号
上，但是绝食行为中的那种“宁愿饿死自己，也不愿意自己的尊严受到专制政府的蔑视
”的精神就是很好的说明。因此，在研究这一场运动时，把大学生们用学生运动的方式
抗议专制主义的行为单独地列出来给以分析，参与运动的大学生们认为自己负有推进中
国社会民主化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在“89运动”中自始至终地被赋予了“排它”的内
容就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就此我们便可以发现，在愤青时代的开端的年头上，人们
甚至可以看见知青时代（它是“革命”的时代）的回光返照！
生活本身是一体的，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时间段可以分开，但是研究生活的人，如果划不
出这样的时间段的话，那么对生活的研究就无法进行。譬如把人从一出生后就放到婴
儿、儿童、少年、青年这样的年龄段中去的做法虽然武断，但是它的确可以非常清楚地
为人的研究和认识提供很大的方便，依着这样的方便我们就可以省去许多的麻烦。在认
识知青与愤青的问题上情况也是一样，虽然“6、4”这样的时间分段是需要研究的，但
是，就这个时间段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发现，中国青年界在遭受到“6、4”
重大失败之后，开始迅速的向愤青的方向转变；转变的结果是，正在慢慢发生着的变化
出现了一个突然的转捩点，在这个转捩点之后，中国青年社会中开始迅速出现了愤青现
象。也就是说，在发生“6、4”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社会要不了几年就会重新发生学
生运动，因为中国的大学生们绝不会背着一个“搞动乱”的“政治黑锅”安然地读书，
并且由此一直消沉下去……。可是，16年过去了，大学生们淡忘“6、4”的情况一届又
一届的继续下去了，到今天为止，许多大学生都几乎忘记了“6、4”这个特殊的日子
了。
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流行着一种“压迫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强”的说法和思想，
好象世纪上根本就不存在被压迫人的力量所摧毁了的事物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相信这
个，认为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有着不言而喻的性质，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
结构的变化，我才从最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思想中脱身出来了。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我
重新阅读密尔《论自由》的时候才读出了名堂，他说：“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
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重复，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的经验都反证其
不然”。他以基督教的例子告诫人们：“没有一个可以理喻的人能够怀疑，基督教曾可
在罗马帝国被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占有优势，乃因多次迫害都是间接发生的
，仅仅持续一个短时间，其间则隔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
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占优势，乃是一
种空洞无根的情操。”在第一节的论述中我已经讲到了过度压迫是造成中国愤青产生的
一个主要原因的问题，这里只是说“应当”的反抗没有随之而来的原因也在于人发生了
变化。如果这样的变化标志着中国愤青的出现的话，那么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所
关心的事情了。
但是，我得承认，要人们为愤青的时代的结束开出一个万全的药方，是有困难的。就人
生的一般的情况看，处于青年时期的人都是富有幻想和富有理想的，因此，如果出现了
幻想和理想的破灭的情况那就很难找到“医治”的办法，特别是在人生的支柱已经动摇
的情况下，危险就更加地增大了。就这一点看，去年7、8月份，由中国某家官方研究机
构所发表的“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的调查报告中所预言的“未来10 ”情况中也涉及
了这个愤青问题，青年人如果在社会的正常发展和正常进程中寻找不到自己的价值，那
么社会风险系数的增大就可以预测的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常常说的“社会大动乱
”的话，就可能在未来的时间中兑现。我在这个篇文章中负责任的告诉大家：1966年中
国社会仅仅发生了“政治动乱”（这和共产党政治权力的全面垮台和人民自治权力的全
面产生的过程是一致的），并没有出现“社会动乱”，也就说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并没
有出现崩溃的迹象，人民自治组织很快地就填补了社会“空白时期”，因此，我作为从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发现一次哪怕的抢窃商店、抢窃财物、强奸女人的事件，也没有
发现有组织的黑社会，没有发现卖淫、吸毒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到了“武斗”的那个时
间上，倒是出现了一个暂短的混乱时期，但是这样的时期虽然各地都有，并不是普遍的
事情，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时期叫“社会大动乱”的话，那么，1911-1949年这样真正的
社会大动乱我们叫什么，谁可以说清楚呢？
在这里我又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愤青们根本没有兴趣区别民主与动乱的现象，
不止是民主的运动和社会动乱的图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于民主的知识对他们已
经失去了吸引力。因此，他们在发现了民主运动经常出现的混乱场面时，他们便运用读
图时代常有的方式视其为“动乱”，正是在这样作时，他们才对民主失望。就这样的情
况来分析在“6、4”之后的16年时间内，中国的大学生们没有发动哪怕一次为“6、4”
平反的公开活动，安然地接受了“6、4”这样的严酷的政治现实就是一个令人非常失望
的事情了。也许在平反“6、4”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学生们的行动，因此16个“6、4”
忌辰每一年都悄然而过。
如果说知青是政治中的人，那么，我们把愤青看成是“超越”政治的人就多少触及到了
问题的要害。“政治是骗人的”——这个社会上最常见的流行语言竟然被愤青视之为真
理，因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同东晋时代的士大夫一样，犯了把政治当成是“清谈”的毛
病。但是这不是没有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愤青们并不是象中国一些自视为“清高”的异
议分子那样，用“我们不搞政治”的话来来表明自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们要的是
一种不折不扣的“个人政治”，这种政治同绝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一回事。从这
样的事情中，我们分析中国民主运动主力军中所发生的情况变化，民主运动应该怎样地
进行，就有许多的事情需要重新地研究了。
在中国的今天，共产党统治集团惟独所可能放松的只是学生运动，“6、4”的发生也许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状况，但是这样的可能性被我们一些民运人士所忽视了，我们
没有把诸如愤青的问题提到我们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在如何打破“6、4”后中
国出现的政治僵局方面，我们无所作为。如果这样的局面不尽快地结束的话，中国民主
化的希望就会越来越渺茫。要指望异议人士、知识分子或者共产党内的“6、4”失败者
们来推动平反“6、4”的运动，是没有多大可能性的，只有中国的大学生们和中国人民
行动起来才会有希望，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实质；这样的“实质”有没有一种历史可究，
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已经作了个交代，此处不存在涉及的必要，本文仅仅是想提醒读者们
注意中国青年社会中间出现的新变化，如果仅仅用过去的老眼光来看待现在的问题，我
们就没有办法完成中国民主化这个伟大事业。
但是说到这里，如果本文的议论给读者们留下了如此的印象：现在的中国青年统统都可
以放到愤青的概念中去认识，那就是我议论上的疏忽，事实是：愤青现象和愤青问题是
中国青年中的一种，决不是问题的全部，尽管如此，这一种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
对待，待到它变成青年中的主流问题就有可能完全坏事！与这样的想法有关的是在这篇
短文中，我不可能涉及愤青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仅仅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已，但愿有
相同看法的人和我一起来研究这样的问题。
200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