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DC Korea Chapter Visit KwangJu’s Massacre Memorial, in Comparison to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English version only)

祭拜“光州惨案”先烈、缅怀“89民运”英灵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代表赴韩国光州悼念“光州惨案”英灵记

今年，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纪念“六·四”16周年的活动和往年有些不同，一是成员增加了许多，由去年的10人增加到120人，二是在纪念活动中根据总部的要求与其它组织进行了广泛的联合，韩国《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以及脱北者组织和我们第一次携手合作，共同纪念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运动。纪念活动从6月2日到6月6日,一共持续了5天。

6月6日, 联席会议代表相林 武振荣 邓韫璧 吴俊良,在韩国《大纪元时报》蔡小姐、朴先生、李先生、周先生的陪同下，瞻仰了光州“5、18墓地”。

我们常常说，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话如果不是老生常谈，那么，我们观察一下1980年5月18日，在韩国发生的光州惨案和1989年6月4日我们中国发生的北京天安门惨案是多么的相似。就时间讲，两次惨案都发生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地点来讲，都发生在亚洲；就起因讲，都是由学生运动引发的市民抗争；就惨案发生的现象来看，都是正规部队以实行“戒严”为借口大规模的杀人，赤裸裸地向人民开枪射击，因此当我们在纪念墓地的资料室观看当年“5、18(光州)惨案”的录象片时，我们都以为在观看“6、4录象”，所以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同任何事物一样，“5、18惨案”发生后韩国社会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因此从1980年惨案发生的那一刻起经过了17年时间，1997年才为光州民主运动正了名，2002年建立了气势恢弘的“5、18纪念墓地”。在这个漫长的时间中，一个发生于光州的“地区”性运动最后得到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此之前，一个很流行的看法是，“光州民众抗争是一种失败”的抗争，其结果是直接地导致了“维新体制”的终结和军人独裁的出现，而在这样的时间中，失败了的民主运动好象是造成军人独裁的直接原因。按照这样的思路，如果不发生“5、18惨案”，韩国的民主运动就会不会受到如此野蛮的镇压，它也许会在一个不太野蛮的控制下取得“和平”的进展。类似情况使我们联想起了“6、4”之后中国出现的问题，那种批评学生和市民“过激”的言论借口不是与此如出一撤吗？那些认为运动“过激”，给政府提供了镇压借口，而镇压又使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全军覆灭等等看法同上述韩国对“5、18”的看法又何等相似。这种糊涂和错误的看法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么，我们要求共产党为“6、4”平反的行为就是一相情愿的了，这和“89运动”的伟大精神是极不协调的。

光州“5、18”事件同我们的“6、4”事件相同的地方在于，光州事件是1980年的“汉城之春”的结果，而“89运动”也是“北京之春”的运动。不同的是，在韩国当大学生迫于军人独裁政权的压力,从“汉城火车站”撤退而“汉城之春”也随之过去之后，继之而来的“光州事件”就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在军人独裁政权的诱导下，当时的韩国人民,对这次事件的认识就有着一个“地区”因素与“国家”因素的冲突。最终受到“国家”的认同,表明了韩国民主势力的崛起与壮大；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6、4”事件中就不存在，中国人对“6、4”的认识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全国性质的、全民族性质的，因此，为“6、4”平反和正名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一场新的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把“89运动”看成是一个地区的运动，虽然屠杀行为主要发生在北京。可以预言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一定包含着一个“6、4”的因素，这是必然的，也是一定的！

就凭这一点，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海外纪念“6、4”和韩国2002年以前的纪念“5、18”行为有什么不同之处了。在韩国是民主化过程启动后才开始了对“5、18”的认识过程，在中国我们则是要运用对“6、4”平反和正名的行为来“启动”被“6、4屠刀”中断了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可能在未来，一个维权运动，一个地方性质的造反，或者一个军事政变，一场经济危机或者是法轮功的运动都有可能会造成专制体制的解体，但是解体时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脱离“6、4”的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呼唤“6、4”抗争精神、学习光州5·18抗争精神，并且以此为契机重新启动民主化运动，就是我们在祭拜“光州惨案”英灵时的一个主要的感想。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以韩国为榜样，把“6、4”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纪念日”！

“5、18”光州民众抗争事件要比中国“6、4”激烈得多，光州市民和学生不仅仅是运用“和平”的方式阻止军队，而且在“和平”方式失败后，进行了夺取武器的武装抵抗，在纪念墓地前矗立的一组大型的雕塑，就记载着这样的场面，其中有一个手持钢枪、头戴钢盔、腰扎着武装带的市民，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起义了的士兵，但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士兵，所有士兵模样打扮的人都是市民们自己“武装自己”的结果。“在矿工的帮助下市民得到了大量的炸药和雷管，从各地警察局和预备军武器仓库缴获卡宾枪等枪械，缴获的武器立刻搬进光州,分给青壮年”，用韩国官方的话讲，“这武装示威队伍自然而然叫‘市民军’”（见《5、18光州民众抗争》一书）。在这里一个非暴力的民主运动迫不得已地转化成为以暴抗暴的抵抗运动，而如何评价这种抵抗，就考验了韩国人民对民主和民主运动的理解。事实上，韩国人民的理解水平是很高的，他们已经把“5、18光州民众抗争”看成是“8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原动力”。今天韩国的民主化其所以很成功，与韩国人民最后寻找到了“民族民主运动的原动力”有关。

韩国学者们是这样认为的：“跟西洋的历史不同，至今在我们的历史中，用民众权抵抗武力的方式总是得不到承认，可是在光州民众抗争中，所谓人类的自然权的反抗权的正当性，甚至使用反抗手段的‘武装斗争’的合法性都得到了最初的公认，被权力者断定为‘武装暴动’的光州民众抗争被国家承认为‘光州民主化运动’。在韩国的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1900年的义兵斗争等还没有正式得到的民众权利，在光州民主抗争中却得到了承认”。把这样的情况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比较一下，中国的民主运动有着从孙中山开始的伟大光荣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又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数千年的革命历史有关，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线索上去理解我们的“89民主运动”，那些所谓的“过激论”者的错误就表现得很明显。有鉴于此，在纪念“6、4”，缅怀“6、4”英雄的行为中，我们如果不站在“人类自然权利的反抗的正当性”立场，而一味地对“正当性”反抗行为评头品足，我们就对不住“6、4”烈士。这又是我们缅怀“5、18烈士”的又一个重要感想。

在6月6日这次光州祭拜活动中，我们怀着崇敬、肃穆的心情向“5、18”烈士敬献了鲜花，表示了我们的真挚的敬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祭拜“6、4”烈士的心情来祭拜这些为民主捐躯的英灵，即使在离开的路上，这次祭拜活动所获得的那些印象还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使我们久久不能忘却！

韩国“5、18” 英灵 永垂不朽！
中国“6、4” 英灵永垂不朽！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

2005-6-8与首尔（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