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回应华尔街日报：善意批评也会有误差
我在监狱已经习惯听共产党和邓小平诅咒我的话了。来美国后听到的
都是赞扬，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谢《华尔街日报》的张小姐向我发出
了第一炮，使我想到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格言：听到别人批评你时，应该
高兴。
这不是劝人谦虚的格言，它包含着很深的含义：这些批评如果包含有
致命的缺点时，它是要救你；如果没有致命的弱点，你当然应当高兴，没
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监狱里的警察们常常奇怪地问我：「你受到那样严厉的批评，而且差
一点儿被枪毙，为什么还是每天高高兴兴的呢？」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些
批评恰好证明我没有犯致命的错误。
张小姐的批评很像是真的，又都是致命的错误，看来她是想救我。一
开始真的把我和我的朋友们吓了一跳，他们都担心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像俄
罗斯的索尔仁尼琴一样，渐渐消失了他的声音。两年前一个牛津大学的教
授警告过我。
我们在一起，按照张小姐指出的致命的错误，仔细地反省了三年来的
事情。除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之外，主要的致命缺点张小姐的描述有很大的
误差。
第一个错误是有关中美的贸易问题，这有可能是黎安友教授记忆的误
差，也可能是张小姐没听清楚。总之那件事情发生在我刚到美国时，我向
黎教授请教中美贸易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他很谦虚地告诉我，他不太懂贸
易关系问题，但是有一位教授，曾经是美国贸易谈判副代表。於是我们就
把她请来一起讨论了中美贸易中的不公平。我们最后达成了一致的看法：
中美贸易配额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中国政府，对中美两国商人都极不公平。
但她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法律设计和批准了这种不公平。她急着去接她
的女儿，我们约好下次讨论。
不能切断中美贸易
盖帕特、南希.波洛西和一批众议员应该记得我们好几次在国会中讨论
「公平贸易原则」的问题。特别是在盖帕特召集的一次众议员会议上，十
几个两党的议员和我共同讨论了「公平贸易原则」和中美外交斗争的联系
这个主题。对这个主题最感兴趣的是已退休的众议员所罗门。David Welker
给我当的翻译，他的翻译被公认为极好，所以我不会弄错。
到现在我一直非常感谢黎安友和那位女教授（请原谅中国人很难记住
西方人长长的名字）。我在「公平贸易原则」讨论中大部分准确的知识，
来源於那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讨论。我没有继续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是
因为国会里的大部分人认为，这个题目难度太大，而且可能会影响美欧、
美日关系。因为欧洲对美贸易逆差，主要靠中美贸易顺差来平衡，这是中
国有能力影响欧洲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政治家们忌讳让外界了解太多内
情，所以我无法向黎教授解释（黎教授后来已经作了澄清）。
我要强调我从来没有主张「切断所有中美贸易」，否则我们就失去了
关注中国人权和与共产党进行外交斗争的重要手段。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
关系，也有同样的后果。我不知道误会产生在哪儿。
顺便说一件小事，我的好朋友，Bob Bernstein一九九七年力劝我来哥
伦比亚大学时，他说大学可以给我永久的办公室和住宅。有朋友警告我说
，这不可能，应该让他们在合同上写明。但Bob认为别人已答应了，不应该
强迫人家写合同。而且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唯一获得「最受尊敬的校友」
称号的人。之后他们改变主意了，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无法评论。我
想，明年开始我不得不减少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工作了。如果我不教书，我
将失去我的办公室，我得开始在大学挣一份工资。
张小姐的文章，第二个致命的弱点是：我已经被孤立了。人们总批评
我企图孤立中国的专制政府，没想到我反而被孤立了，这的确是很严重的
问题。我和朋友们顺着这条思路找问题。
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自从三年前我来到美国开始，中国的民主运动就逐渐地团结起来了。
早在九八年就成立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德国召开联席会
议的第三届年会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民运组织和各个民族的一百多
名代表参加。从一开始大家就一致推选我担任联席会议的主席，我在中国
的民主运动中并不孤立。
中国民运内部的确常常有激烈的争论。但现在争论的主要是民主运动
的政策和各种问题。这是民运健康发展的标志。美国人在选举时和在议会
里不是也激烈争论吗？而且经常是争不出一个结果来，所以需要投票。最
近连投票都投不出结果来，为什么要批评中国人争论呢？只有独裁统治下
才没有争论。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意见，如果没有听见不同意见，情况显
然就不正常了。
当然，我们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民运队伍中也出现一些败类或者犯
严重错误的人。有些也是因为我和其他朋友处理问题不恰当造成的心理不
平衡。我应当明白，那些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这样，可以随随便便地
给一位年轻记者当司机。在中国是千百万人偶像的人，很难适应在美国的
普通人地位。心理不平衡又不敢得罪美国东道主，是所有流亡者群体的共
同的心态问题。
监狱给我的最大帮助，是没有让我享受当偶像的麻烦。所以我躲过了
痛苦的心理不平衡，我很幸运。
也可能美国人想孤立我，这个想法让我的现任助手很愤怒，他说：「
这不是事实」。因为就在张小姐的文章被印成报纸的那个夜，我正在华盛
顿接受「杜鲁门和里根奖」。参议员Kerry介绍我的那些话，和听完我的讲
演全体起立鼓掌的美国人，绝不是在演戏。我不相信他们会孤立我。
但是张小姐的警告的确很有道理。美国每年有大量的钱捐给人权、民
主事业，这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但中国民主运动很少得到捐款，甚至
雇一个翻译的钱都没有，我只好放走了几个很不错的助手。近期，各大学
和人权组织正在关闭我们的几个最活跃的办公室。除我的办公室外，向中
国大陆发送信息的、最有成效地打破了新闻封锁的中文电脑杂志《大参考
》，也不得不搬到一个小小的外卖店的顶楼工作。
很多朋友感到这不太像是在一个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里。为民主、
自由、人权而工作，会被认为是：「和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为新闻自
由而斗争的人会弄得没有办公室也没有饭吃。也许是我对民主、自由和人
权的理解过於认真了，像一位美共的老资格领袖警告我的那样。
参议员Kerry有一次曾警告在场的美国人：「他们都是反抗共产主义暴
政的英雄。我们如果不能和他们一起反抗暴政，共产党的压迫和折磨可能
会有一天降临到美国人头上。」
感谢广大美国人民
十一月十七日正好是我来到美国三周年，我感谢热情好客又主持正义
的美国人民。感谢《华尔街日报》和张小姐及时地警告我们：专制独裁者
们的魔手并没有停留在他们自己的国界以内。利用市场与金钱来对付一个
自由民主的社会比用核武器更有效。
顺便发布两条小消息。好消息是：我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到超速罚单了
。坏消息是：我还没有企图戒烟。（原载：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