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的联邦主义和目的的联邦主义
了解一下革命家和改革家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别是有趣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也有共同之点，他们都要掩藏自己行为的真正目的。但二者掩藏的方式不同：革命家，比如毛泽东，倾向于将达到目的的手段理想化，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本来就是他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手段，被他理想化为有待实现的人间天堂；改革家，比如邓小平，则倾向于将要实现的目的手段化，他改革的目标，本来就是要在中国搞市场经济，你也可以说，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但他却要告诉你，改革是手段，市场经济也是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革命家将手段理想化，是唯恐天下不乱，是要制造革命对象，要煽动人们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来创造革命家想要的手段，把为自己谋取权力，说成是“替天行道”。改革家将理想手段化，是生怕社会动荡，他要减少改革的阻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天换日。不了解革命家和改革家这种行为方式差别的人，容易产生错觉，以为改革家们都是些机会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他们胸无蓝图，得过且过。其实，很多革命家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而不少改革家却是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者。
邓小平的分权化改革和“一国两制”的政治设计，作为一种联邦化措施，他只从手段的意义上强调它们的价值。他说前者可以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可以搞活经济；后者可以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甚至可以为国际社会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被他掩藏起来的是这些改革措施在政治理想方面的价值，这些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和权威的价值，以及民族自治和国家统一的价值。因此，联邦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手段的联邦主义，另一种是作为目的的联邦主义。本专栏用22篇文章的篇幅详细讨论了手段联邦主义，用2篇文章简单概述了目的联邦主义。
顾名思义，手段联邦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根据已有的研究，有三类紧迫性和重要性不同的问题。一类是紧迫性高于重要性的当下政治经济问题，比如财政金融问题，农民负担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等；另一类是重要性高于紧迫性的问题，比如民主体制在多民族大国如何驱动的问题，如何保障民主制度不退化为僭主政治问题，等等；还有一类是既重要又紧迫的问题，比如两岸统独问题，西藏去留问题等。紧迫的是政策性问题，重要的是体制性问题。解决政策性问题，着眼点是当下功利；解决体制性问题，已经触及到了政治价值。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计，是一种手段联邦主义，目的是解决香港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一个既紧迫又重要的问题。说它紧迫，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容拖延；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兼顾了国际和平、香港自由和中国统一这三种重要政治价值。
目的联邦主义，是作为价值体系的联邦主义。前两篇文章已经提到，现代民主制度是平衡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的体制性成果，而现代联邦制度，则是在保障这三种价值不流失的前提下，进一步综合国家统一的价值。或许可以说，联邦主义制度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政治制度空间，它可以容纳人类所追求的各种政治价值，除了权威、自由、平等和统一的价值外，当它用于调节国内政府和民族间冲突时，它能体现政治稳定价值；当它用于统合地缘国家关系时，它实现的是国际和平价值。
除了绪论之外，迄今本专栏只谈了一个主题，只论证了一个题目，即联邦主义是个好东西。世界上好东西很多，并非都能得到。要商店里的好东西，需要货币；要闺阁里的好颜色，需要爱与被爱的能力。联邦主义好，但中国有实现它的条件与途径么？或者说，中国当前有实行联邦主义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有实现它的可能性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简要考察中国国家体制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国家体制发展的长期趋势；其次要考察联邦主义思想和实践在中国的遭遇及其原因；最后要阐明，有没有出现某种新的因素，它有没有重新修建宽阔的跑道，使联邦主义的大型飞机可以在中国安全着陆。
成熟的制度就象成熟的庄稼一样，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播种”的时机。播早了，不是夭折，就是难以成熟。瑞士是迄今所知道的在世界上最早“播种”联邦主义制度的国家（1291年），但直到1848年以前，它不能成熟为现代联邦主义制度，其发育期长达650年。而美国的联邦主义制度于1789年落地，便和这个年轻的国家一起成长，很快就成长为世界上最成熟最完善的现代联邦制度。这两个案例或许可以用来说明，伴随人类一道成长的，是它的制度文明。制度文明的成长，也有个从“野生”到“农业”的进化过程。在古代，因为各种条件的凑巧，人类偶然可以“采集”到好的制度“浆果”。但到了今天，在“生态农业”条件下，制度对环境的依赖性下降，其存活力大大提高，成熟期也大为缩短。
幸运的是，中国幸存到联邦主义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完全成熟的时代。我们可能是最早发明联邦主义制度的民族之一（春秋时期），但肯定是最晚受惠于它的民族之一。但愿我们不会错过最后一轮播种它的时机。
2002年5月28日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