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工作报告

魏京生

(2000年12月9日)

联席会议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两年来我们主要从事了三个方面的

工作：外交方面的工作；团结和发展海外民运人士的工作；稳定和发展国内

组织的工作。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远远没有达到海内外各界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一、外交方面的成绩和缺陷

两年来，联席会议以及在各国的联络处，按照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外交工

作方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的方针是：求同存异，联合世界上

一切爱好自由民主的力量；坚持原则，不向任何绥靖主义和亲中共的势力让

步；保持或者增加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权的全面压力，为国内民主势力的发

展创造尽可能好的外部条件。

虽然外界有各种批评和议论，但都不得要领。这种批评大多不过是重复

议论客观存在的困难，抱怨民运人士素质不如西方政客，然後就是悲观主义

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些批评中吸取有用的想法，但这种批评显然是不

公平的，我们的同志没必要为此而丧失信心。其实，这些低水平的批评恰恰

证明了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证明我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否则这些散布悲

观情绪的家伙早就欢呼雀跃了。

我们现在还是一支很弱小的队伍，我们面临的困难十分巨大。但二年来

我们在如此巨大的困难之下，没有被各式各样敌人的强大的联盟所打垮，守

住了阵地并有所发展，伺机给对手以重创，这就是成绩。

对於任何流亡政治组织来说，它在西方民主社会中面对的第一大难题，

就是同情外国民主自由的本国团体，可能持有极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国内

政治观点。他们彼此之间会很严厉地攻击对方，甚至批评对方是反民主的、

专制的势力。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十分剧烈，他们都希望拉拢更多的同盟军，

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我们居住在他们的国家里，我们也在从事政治活动，我们也必须批评或

赞扬他们的对华政策，所以我们不是完全和这个国家的政治无关。各国的流

亡者组织都很容易在这些问题上翻船，或左或右都会翻船，美国前助理国务

卿沙特克形容我们的道路像走钢丝一样难。在这种形势下，软弱的人就会後

退到非政治组织的立场。把自己装扮成学术性的，或者和政治无关的闲人。

中国的民运中有些人和组织就退到了这种闲人的立场，平时只做一些无伤大

雅的小事，尽可能不要得罪任何所在国的政治集团，特别是不要得罪可以给

捐款的资本家们。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中共专制政权。

听上去这话没错，只要能做得到，那非常好。但是，共产党也会说，他

们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中国的民主派。他们会和西方的各种势力求同存异，

建立一个以金钱为最後背景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民主派和中共政权的外交

斗争激烈冲突的每一个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闲人的身影。他们或者散

布貌似中间的论调削弱反对派的势气；或者直接站到亲共势力的一边，伤害

民主派和西方政治家的联盟。起到了共产党的特务和他们在西方的盟友所不

能起的恶劣作用。

原因就在於：中国的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

西方政治家之间的那种共同目标下的不同意见的竞争。在中国的民主制度建

立起来之前；在中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之前；在有关社会制度的这场你死我活

的斗争中，只有中间的群众，没有中间的立场。民主派和中共内部都有温和

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区别，但在民主和一党专政之间，没有什么中间派。所谓

中间理论，不过是中共的统一战线用来软化民主派立场的特洛伊木马而已。

他们在镇压各种反对派势力，甚至镇压宗教和气功组织的时候，很清醒地不

承认有什么中间派。凡是不利於一党专政的派别，一律加以镇压毫不手软。

我们的同志必须清醒看到这一点，联席会议的同志们大部分坚持了这一立场。

两年来，联席会议和各联络处的同志们审时度势，灵活操作。在各所在

国的政治圈之中，都建立了或开始建立或准备建立政治联盟。这种联盟是以

共同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取向为背景，不干涉各所在国的内部政治，因此

也不分党派的联盟。它在与中共建立的以金钱为背景的不分党派的联盟的斗

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两年来在海外的主要斗争集中在几个重要的场合。进攻性的斗争不多，

但成绩却比较显著。两次日内瓦人权大会的谴责案，以及周边的活动，产生

了实质性的压力。连续两年都提出了并且差一点就通过谴责案，使中共真正

感觉到了国家社会中支持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并因此而不得不认真对待海外

民主力量；认真布署拼命对抗；不得不放松对国内反对派势力的镇压，以改

善形象；不得不降低战争动员的宣传口气，重新估价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决

心。我们在日内瓦的斗争，破坏了中共组织亲共专制势力联盟的计划，是一

场真正的外交斗争。我们迫使中共代表团增加人力，增加活动；满头大汗、

频频出丑；使中共和各国代表都承认我们是中共真正的对手，是一支有战斗

力的队伍。这是联席会议工作的重要成绩，是海外民运恢复战斗力的重要标

志之一。

1998年是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最低潮时期。日内瓦没有了谴责案；中

共的首脑洋洋得意地在西方国家接受热烈的欢迎；各地的抗议活动渐趋微弱

甚至遭到瓦解；民运内部和支持民运的各种势力内部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

民运很像前苏联和东欧的海外反对派一样，可能会退缩到各大学中，成为一

支不引人注目的小团体，被极少数热情的支持者养起来当作花瓶。

也就是从98年开始，海外民运的大多数同志开始摆脱了悲观失望、无所

事事的状态，开始积极而有效的工作。除日内瓦之外，我们在澳大利亚、新

西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组织了有声有

色，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活动。在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美国，我们联合

当地各派政治势力和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强大的抗议声势并成为当时当地的

主要政治活动，备受媒体和公众与论的关注。有效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

问题的关注，遏止了国际亲共势力的欺骗性宣传所造成的恶劣的後果。这是

海外民运恢复战斗力的第二大标志。

从99年开始的有关WTO和PNTR的斗争,是海外民运面对的一场实力悬殊的

斗争。中共通过对大公司施加压力，以及通过他们在美国政界的朋友开展统

战工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多年准备之後，他们在条件十分成熟

的前提下发起了进攻。而我们和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

民运还没有恢复全面展开的能力，我们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的。

我们的对手在99年初，即开始着手分裂民运的新一轮的工作，并企图用

各种手段迫使我们放弃原则，成为只会鹦鹉学舌的花瓶组织。在金钱的诱惑

和压力下，确实有一些中国人放弃了原则，声称自己有“不同意见”，要发

出“第二种声音”。结果他们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发出了“与中央保持一

致”的声音，产生了瓦解我方阵营的极恶劣的作用。有些人虽然多次在内部

声称他们已退出民运，或者实际上很少参加民运的活动。但他们却对美国的

舆论界和支持民运的政治家们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创伤，仍然以“民运人士”

的名义去支持亲共的势力，打击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多年的正直的

政治家，瓦解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而斗争的国际联盟。这些两面三刀的骗子对

中国民主事业的伤害，决不小於中共专制集团给我们的伤害。每一个同志，

都必须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我们的对手成功地、秘密地瓦解了我们和美国一些大的非政府组织的关

系。有些是中共直接威胁和利诱，有些则是利用白宫出面做文章，使得几个

过去最关心中国民主化和人权的非政府组织退出了这场利害攸关的战斗，甚

至站在了亲共势力的一边。他们的借口和我们内部的所谓“中间派”一样：

“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在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阵营内发出“第二种声音”。

这种和江泽民集团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场，决不是空穴来风，而必然有不为外

人所知的背景。

所幸，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很多，共产党的金钱不是万能的。美国的大部

分关注人权的半官方和非官方的组织，从事实和正义的立场出发，站在了我

们的一边。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站在了我们的一边。联席会

议的全体同志们，和一些尚未参加联席会议民运朋友们同仇敌忾地站在这场

斗争的最前列。顶着各种非议和断绝财政支持的威胁，义无反顾地和美国各

党派、各界的朋友们并肩战斗。在美国掀起了这场据报纸评价是“自越战结

束以来最激烈的争论”。并且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声势，在斗争的前一阶段一

直保持优势。迫使白宫在最後一个多星期里不得不违反政治惯例。亲自出面

为外国政府的利益而游说立法机构。而克林顿总统也因此被许多美国议员和

普通人称为“卖国贼”，并输掉了本来可能不会输的大选。

这场斗争我们虽输犹胜，并不是失败。在战斗打响前，几乎所有观察者

和与议都估计我们会输。因为双方实力过於悬殊。但过程和结果却大出观察

者们的意外。双方几乎打成了平手，靠最後计点而决定胜负。据直接观察者

描述，中共领导不仅没有欢呼胜利。反而对美国国务卿说：“看来我们也要

学会和美国国会打交道了。”这种意味深长的说法，反过来听就是对海外民

运工作的一种肯定。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我们的实力，我们自己的同志决不

可以听到一些悲观主义的论调，就妄自菲薄。

但我们也不可因一点小小的成绩就妄自尊大。PNTR（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法案）的这场斗争暴露出西方民主制度的极大的缺陷，它决不总是考虑到人

民的意见和利益；不总是按照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衡量事务。

金钱和政治家们的个人利益，对政治决策产生着过分强烈的影响。权力

和金钱的结合不仅仅是专制国家里的丑恶现象，也是民主国家里随处可见的

丑恶现象。他们可以收买政治家，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也可以用爱好民

主自由的纳税人的钱去支持独裁统治集团。我们身处民主国家里向专制政权

进行斗争，困难和危险都是随时存在的，绝对不能盲目乐观。海外民运正是

总结了前十年的教训，才有了今天的生存和发展。失败教会了我们：必须独

立自主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和一切内部事务，我们的运动才有可能产生有利於

中国民主化的效果；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去给别人做花瓶，那么我们就会或者

被人出卖，或者被人陷害，做出不利於中国民主化的蠢事。这是过去所有失

败的共同特征。

二、国内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自从80年代以来，国内民运的工作方式延续了79年民主墙时代的习惯，

以公开宣传为主。当时的民主运动处於初始阶段，主要目标是开发民智，推

广民主意识。自然要以公开宣传为主，甚至不惜以生命和个人前途为代价，

换取短暂的宣传效果。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人物，其中不乏优秀

者。他们的共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效果，89年的大规模街头民主运动，证明

了中国民众意识的巨大变化。

但是，89年的大规模镇压，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共产党和他们的政

权，不得不撕掉“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党”的假面具，公开站

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不忌讳放弃马列主义的道德感召，赤裸裸地学习古今

中外的一切镇压手段，包括公开收买和胁迫西方的商人和政客。变成为一个

类似於第三世界军事独裁式的统治集团。他们已经不需要象邓小平那样去修

改马列主义以适应形势，他们反而需要借古代中外专制统治者的形象来为自

己辩解，他们已经不需要也不能依靠欺骗人民来维持统治，他们靠镇压和国

际资本家的支持维持统治。

进入这一阶段之後，宣传民众的工作仍然十分重要，但已退居为第二位

重要的工作。而组织民众和联合各种政治势力形成反专制的统一战线的工作，

则上升为最重要的工作。用国内百姓在电话Callin节目中所表达的意见来说，

就是：我们不想听你们白话民主这长那短的，你们干脆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才

能成事。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苹果是甜的不会毒死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

他们得到苹果。

民主运动方面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89年之後，国内外的民运仍然

以配合媒体做秀为主，特别是国外的一些同志，积极推动国内残存的民主势

力公开化，去配合港台西方媒体做秀，迅速地损失了国内的同志，或进监狱，

或被警察看管甚严，无法重新积聚反对派的力量。这种错误的政策给国内的

民主运动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使整个民主运动停步不前，失去了人民的

信任。用国内普通百姓的话说就是：让我们折腾他们好拿钱吃民运饭，这叫

什么民运，还不如当年的共产党。

93年我回北京时即已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和国内各省的同志们进行了磋

商，并做出了初步的决定：民运当前的头号工作是发展组织，壮大队伍；并

将工作重点从大学转移到工厂和农村。以发动群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和联合各

阶层各种势力，为工作的两个重点。遗憾的是，共产党并不傻，及时地把我

送回了监狱，但国内的大部分同志仍然按照这个决议积极工作，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

97年，我被释放之後，国内外许多同志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他们以

为国际社会的压力以迫使江泽民集团放松了控制，可以像80年代一样公开活

动了。更有一些人耐不住艰苦的环境，急於出名，急於大干一场；再加上来

自国外的推波助澜和来自中共特务机关的推波助澜。从98年开始，产生了一

小股急躁冒进的风波。它的结果就是迅速地暴露了许多同志和组织，迅速地

将一小批人送进了监狱或被警察看管起来，无法继续开展工作。并引发中共

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进一步放松管制，并加强了镇压和监视。给国内

民运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和损失。

98年在联席会议筹备的阶段，参加联席会议的一些同志就共同研究并决

定了给国内同志的建议。除了重申93年路线之外，增加了对工作方式的建议。

它的原则是：公开活动非组织化；组织活动非公开化。两年来，虽然国内不

断产生冒进的压力，但联席会议海外工作和国内工作分开，避免互相感染；

国内工作由国内的同志自己决定，不接受来自海外的任何干扰。

国内组党公开化，已经不是国内民运争论的一个问题了。只要坚持这种

工作方式，三年或五年之内，国内的组织会有很显著的发展。如果没有我们

自己的组织，在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时，我们就会像苏联和东欧的反对派一样，

失去引导国内局势发展的能力。

除了组织活动非公开化的原则之外，还有一个公开活动非组织化的原则。

民运组织如果停止了活动，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一样，失去了灵魂，失

去了存在的意义。国内的各种矛盾渐趋激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普通

市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犯。因此，普通的民众的公开反抗活

动越来越多，而且规模和对抗程度正在迅速扩大和提高。民运的宗旨是和人

民大众共同反抗专制压迫和统治。勿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和手段反抗压迫，

我们的同志都必须和反抗者站在一边，而不能为了珍惜羽毛而逃避斗争。同

时为了不给组织和其它同志带来麻烦；为了不给其它方式的工作造成障碍，

参与群众公开活动的同志一律以个人名义，而不以组织名义出现。

一年多以来，我们的同志参与了许多各种形式的群众争权益的斗争，并

且引导自发的群众斗争向着理智化、合法化的方面发展，增加了斗争的有效

程度。因此而渐渐恢复了在群众中的威信，渐渐地将民运组织发展到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之中。这种实际的进展，和那种只有工人、农民出身，而早

已脱离工人、农民生活的“著名工运人士”完全不同。相比之下，人们不会

信任那些天天找港台记者发一些不着边际的新闻的“秀哥”，工人、农民更

关心的是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权利。因此，我们的工作方式，更加受到各界人

士的欢迎，也更有效。

为保密起见，国内的工作只能谈到原则为止。过多地谈论细节，只会带

来不必要的损失。请代表们谅解。

三、各民族和各地方民主派的联盟正在迅速建立

在联席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甚至在我本人离开监狱之前。各民运团体即

已着手建立各族民主派的联盟。并为此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收效不十分

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二。

（1）共产党多年了对各族人们的压迫,使得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心里留下

了深深的伤痕。又由於近几十年来西方与论时髦民族独立，产生了宣传基调

的片面性，将共产党制造的罪恶毫无理由地强加在汉族整体之上。无意之间

制造了民族仇恨而放过了真正的罪犯－共产党的专制制度。

（2）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欺骗宣传,在大部分汉族人内心里留下了大汉族

主义的深深的烙印。他们往往一听见独立就条件反射地激烈反对，忘记了民

主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他人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不尊重他人权利的人，自

己的权利也不会得到尊重。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成功手段，就是挑动一部分人

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基本人权，结果用我们自己的手剥夺了我们自己的

权利。

勿论是汉族还是各兄弟民族，不记取这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大大的不智。

共产党在海外瓦解民运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制造各族人民之间不信任，

挑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借我们自己的手打击我们自己。十年来，海外的民

运和反对派吃尽了民族主义的苦头。这种民族主义的狂热甚至损害了民运和

台湾各界人士之间的关系，是中共孤立海外民运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早在98年初，一些民运组织的领导人即商讨了各民族民主派联合的问题。

当时的主要疑虑是：各族人民积怨太深，未必能够接受海外民运的善意的愿

望。我向大家讲述了93年我给达赖喇嘛去信商讨这一问题，在我刚来到美国

时，达赖喇嘛即派他的侄子来纽约联络合作的情况。大家增加了对各兄弟民

族合作愿望的了解，当即决定了这一重大的政策。

这之後，首先是藏族，然後是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反对派组织和海外民

运的联席会议之间，迅速地增加了相互理解并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日内瓦人

权大会期间，在各次抗议活动中，汉、维、蒙、藏几个弟兄民族的民主派并

肩战斗，互相支援。这是中国民主运动两年来迅速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是中共最感到恐惧的事情之一。

各民族民主派联合的前提，是互相尊重自决的权利；联合的坚实的基础，

是反抗共同的敌人的压迫；联合的作用，在近期内扩大了推翻专制制度的阵

营，而远期的效果则是和平地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勿论独立还是不独立，

都可能避免流血的冲突，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族人民的权利和安全。中国的各

族人民中产生了这样一批明智的政治家，相信将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可以

避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那样的悲剧。

我们的人民正处於愈益深重的灾难中；我们的责任超过了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对手比以往任何统治者都更强大和狡猾。如果我们不能克制私欲、精

诚团结、做出超常的努力，我们就对不起信任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前途

充满了荆棘和陷井，再往前，就是格外光辉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