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国门甫开，1977年恢复高考，一年后首批学子负笈海外。他们肩负国内父老乡亲的重托，科学与爱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出生于河北石家庄的王炳章，1965年北京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青藏高原行医。就在这段经历中，他看到了现实的中国，看到一个为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忍一睹的中国。此后粉碎四人帮，王炳彰经历了民主墙时期政治相对开放、民主呼声浓郁的洗礼。1978年他百里挑一地考取出国研究生，1979年7月，年已32岁的他作为首批公费留学生的九人之一来到加拿大，直接攻读医学博士。以他的聪敏才智与刻苦精神，1982年9月就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医学博士，是首批留学生中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报纸和海外华文报纸为此专门发表文章和社论，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和典范，引来海内外华人学子的钦佩与骄傲。
但是，王炳章并没有捧着博士帽去走他科学家的康庄之路。中国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急需科学人才，但中国缺少的岂止是四个现代化？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没有政治民主就谈不上现代化！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提出中国需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邓小平尚未当政之际，把自己也扮演成顺从民意的「民主斗士」，希望利用社会上争取民主的呼声把他捧上权位。他自己公开扬言：这样的民主墙至少保障20年。接着他发动越战而掌控军权，以军权逼宫华国锋而获得政权。大权一到手，政治上立即重新施行毛泽东式专制，封杀民主墙，一批民主墙人士如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等纷纷重判入狱，甚至连白桦的《苦恋》等鞭挞反右、文革的文学作品都被点名批判。
王炳章在加拿大毕业之际，中国正走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十字路口。国内的民主呼声一下被封杀，政治改革被禁言，文革结束后人民对摆脱毛式专制充满憧憬的气氛一下化为乌有，从专制又回到专制，唯有留下海外的窗口，留下当时为数不多的海外留学生。就如孙中山弃医从政、鲁迅弃医从文，王炳章不负国内同仁重托，选择了反叛：弃医从运！像斗士，像侠客，更像苦行僧，撑起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旗，走上了艰辛的争取中国民主的道路。
王炳章于1982年9月通过博士答辩，10月便携着创立《中国之春》的计划来到纽约，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仁。据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宦国苍回忆：「我与王炳章长谈了几个小时，王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反对派，将国内被镇压的民运进行下去……为了继承北京之春民主墙运动，这个组织应命名为《中国之春》。」
11月17日，王炳章与同仁在纽约希尔顿酒店524房间举办了首次新闻发布会——这是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次来自大陆的学子登上国际舞台，公开要求在中国结束专制，实现民主，体现了这一代留学生尽管几十年的高压专制，但还没有丧失追求正义的良知与向专制挑战的勇气。这消息几如石破天惊，几十家报刊记者到场，迎接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性一刻。会上王炳章宣布：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并没有倒下，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重现在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中国大陆留学生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即将创刊。新闻会次日，几乎纽约所有英文、中文报刊都以显著版面报导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匹兹堡消息报、华盛顿时报，加拿大的环球报、蒙特利尔消息报、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世界报、自由杂志、法国的解放日报及港台的大报，均对《中国之春》作了报导，引起国际注目。
《中国之春》创刊号上发表了王炳章手书的「为了祖国的春天」：「对我来说，拿个博士，仅为区区小志；卧薪三载，志在报国报民。近三年来，身在异国他乡，心怀神州故园。站在圣．劳伦斯河边，望着东去的流水，就想起父老亲朋的嘱托……」如此拳拳爱国爱民之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在今日中国科学界可能再难找到——如果王炳章当年继续他的医学之路，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医学界的泰斗了，或许专制者还会授予他种种花瓶式的桂冠。但他没有，手携邹容笔，心系秋瑾剑，走出一条犬儒不敢正视的自由民主之路。就如他所言：「未来民主大厦落成典礼时，我们可能不是典礼的剪彩者，不是民主大厦的享用者。但大厦的建成要由碎石先填平地面的坑穴，我们宁愿做这样的碎石，以便让后来者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11月24日王炳章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第一场公开演讲，据《中国时报》报导：「哥大物理系大楼四二八室只能容纳二百个座位的空间，为将近四百名听众
挤得水泄不通……整个演讲会显得十分平静，听众倾听王炳章的谈话，间或出现掌声及笑声，没有人以任何不良的态度对待他。观众的发问透过字条传达，由王炳章作选择性的回答。」这场演讲会感动了观众。当时有一个1981年成立的纽约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成员是大陆移民及留学生，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师、艺术家、医生等高级知识分子。该协会很快发表声明：「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将配合《中国之春》，全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中国大陆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
团结海内外一切民主力量，造成浩大的声势，克服万难，坚持不懈，才能促成中国之春早日实现。」该会第一任会长薛伟及现任会长杨怀安教授后来均成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成员。
《中国之春》创刊号问世后，在纽约的华人社会争购抢阅，一个联谊会会员在自己的地摊上叫卖，半天就售出一百本……由于供不应求，又加印了两千本。《中国之春》在唐人街设立两个邮箱，第一次取信时信箱空空的，大家都纳闷。向邮局查询才知道，由于信件太多，邮递员无法送，改用邮袋来装，那天用汽车运来的邮件就足足两大袋。留学生陈伟宝写道：「你们勇敢地发起这一运动，提倡民主，使我内心的挣扎产生了一个归向，希望《中国之春》成为我的精神俱乐部，更盼望更多的中国留学生都来支持，把《中国之春》运动发展成为救国事业。」一位刚移民美国的车衣厂女工，文化低，字写得歪歪斜斜，信内附有十美金，她说：「在报上读到《中国之春》的报导后激动得流泪，中国要民主，这是人民的心声。我才从中国大陆移民出来，在车衣厂做工，生活非常窘迫，但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我愿意拿出一点钱来作一个小小的贡献。今后，只要我还活着，能做得动活，我都要为《中国之春》做一点小小的捐献。」——这是一个人心纯真的时代，海角天涯的中国人都只有一个愿望，愿祖国富强，人民自由。
中国之春运动也波及到欧洲。上世纪80年代中叶笔者参加一次经济学研讨会，可能有登记地址在上，一周后就收到无名人士寄来的《中国之春》。尽管这里的东亚图书馆已经能读到香港的《争鸣》、《八十年代》杂志，但读到大陆留学生自己办的杂志还是吃惊不小。港台杂志还多少有点炒新闻的商业气氛，《中国之春》则全部探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之路，报导国内异议人士被关押的情况，以引起人们对国内政治犯的关注。仅仅这一点就相当有意义。共和国四十年中，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没有一个人为他们呼吁。而现在的《中国之春》居然在国际上为他们呼吁，林昭、张志新连这样的福分都没有过呀。
无独有偶，1987年3月留德学人在德国外交部的全额资助下，创办了《莱茵通信》杂志（2006年停刊）。中国使馆紧张至极，每次编辑会都要派教育处官员亲自前来坐镇，就担心《莱茵通信》被办成了《中国之春》第二。今日已经很少有人可以想象，那个时代只有官办的报刊，普通中国人只要看到是用印刷字刊出的文章，就以为是真理，所以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容忍那几个小小留学生自己办报办刊？哪怕是一份远离政治的文学刊物。1990年笔者去美国俄亥俄大学开会，带去几本《莱茵通信》给那里的留学生朋友看看。交谈之中我惊叹留美学生的政治素质与勇气超过欧洲，能办出《中国之春》杂志。他们却说，德国是出思想家的地方，留德学生不也办出了一本杂志？我感到惭愧，《莱茵通信》只是留德学人的一个文化园地，而《中国之春》却是海外留学生的一场社会运动；《莱茵通信》以后或许能收入某个图书馆备查，而《中国之春》是要写入中国现代史的。
王炳章为了民主事业倾家荡产地奔波，1998年他还潜身赴大陆，一路游说动员，创立中国民主党，居然有26个省市成立了民主党筹委会。不幸的是，2002年6月他去越南，居然被中国政府境外绑架到中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一直被单独关押在广东省韶关北江监狱，成为文革后判刑期最高的良心犯——他心系故国，最后却被羁押在故国的土地上。没有死的勇气就不可能为生而奋斗，勇于为人民获得自由而奋斗的人，首先是一位勇于失去自己自由、甚至失去自己生命的人。
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海外文坛的兴趣很大，许多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海外华文研究所，举行名目众多的国际华文研讨会。学者们来函向我了解海外华文媒体，我说：值得留德学人骄傲的是，《莱茵通信》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二份杂志。对方就会好奇地问：那海外华人第一份杂志呢？我只能哑然、装蒜和悲哀，我无法说，海外华人第一份杂志的创办人，其实就生活在你们身边，他正孤独地面对着铁窗明月，成为他创立这份事业所付出的生命代价——那些学者现在感兴趣的还只是用墨写出的海外文学，谁敢去正视那用生命与鲜血写出的海外文字？
王炳章现已66岁，系狱11年，因为身心折磨而在狱中三次中风。但他非常坚毅，2010年夏在狱中写信给家人：「粉身碎骨，不改志向；山崩地裂，不动初衷！」一身正气侠骨，这就是铮铮铁骨的王炳章！在纸醉金迷、黑道横行的中华大地，还能找到这样一位浩气凛然的中国人！
1990年夏笔者在美国时，王炳章刚好也在该城演讲，可惜当年的笔者尚无这番民主精神，未能如会，从而失之交臂，或许铸成终身之憾。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与王炳章同时代的留学生报人，笔者真切祈望中国能早日实现民主，至少王炳章能健康地告别铁窗，笔者还能有机会一拜大师的尊容，以面叙今日对这位「海外民运第一人」、也是「海外民刊第一人」的崇敬之情……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秋瑾）
编者注：作者曾任德国《莱茵通信》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转自德国《欧华导报》2013年7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