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案结束了吗？
郭罗基
今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十四周年之际，我为文写道：“魏京生的刑期还有一年。
为了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和国外的有志之士奋斗了十几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哪怕提前一天，也是人权运动的胜利！”果然，魏京生提前释放了，还不是一天，
而是一百八十多天，应该说是人权运动的大胜利！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明，提前释放的原因是魏京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总
之是本人有了好的表现。其实是中国政府为了申办奥运会自己要争取一个好的表现
。学好比起使坏来还是值得称道的。但究竟好在哪里？无罪的魏京生成为囚犯魏京
生的原因消除了吗？不叫魏京生的魏京生释放了吗？今后就不会再抓魏京生一类的
人物了吗？
“捉放魏”这一出戏是“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导演的。他还导演过“捉放右”
。他当总书记时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后来为“右派分子”改正的也是他
。但只改正结果不改正原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邓
小平还说“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不对。这就是说，一个个“右派分
子”可以赦免，“反右派”的做法还要保留。达摩克利斯剑依旧高悬在上。肯定“
反右派”就是为了“反自由化”。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三位，一九五七年都
在“扩大化”之列，后来改正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又成了一九八七年的
“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魏京生今后会不会换帽子？
按邓小平的公式，放魏京生是可以的，抓魏京生也是必要的。中国的人权运动、
民主运动不能停留在“放魏京生”，而是要追究“抓魏京生”。
我和魏京生从未谋面，本来无缘，由于无意地和有意地为魏京生辩护，几次三番
被别人捆绑在一起，遂结了不解之缘。以致邓小平一提魏京生就想起了我，并列敕
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我也当了十年狱外的魏京生。当年围绕魏京
生案的争论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多大的进展？
一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政治问题是可
以讨论的》，提倡言论自由，反对以言治罪，特别指出不能以所谓的“反革命言论
”为根据随便抓人。北京城里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不同的
是，民间欢呼，官方狂怒。我说，我的文章是魏京生案开庭以前写的，当时不可能
有为魏京生辩护的动机；如果看起来象为魏京生辩护，只能说是撞在我的枪口上了
。要是说，我不仅为魏京生辩护，而且为一切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辩护，倒并
不冤枉。既然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在讨论中就可以发表反对意见；发表反对政府、
反对共产党的意见，即使错了，也不等于违法犯罪。所以我强调：“如果发表反革
命的意见，也仅仅是一种意见，不等于反革命行为，只能说是思想上的论敌。”由
于不能容忍思想上的论敌而动用刑罚、大开杀戒，从古到今酿成多少惨剧！在中国
，实际上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一切由共产党“一言堂”作主，人民只能表示
拥护。多次重要的会议上，纷纷向我责难：“党的领导可以讨论吗？”“四项基本
原则可以讨论吗？”我向反对者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能否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
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也拿到《人民日报》上去发表。没有人应战。等到一
九八零年一月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在中央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不是
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用什么
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显然是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这样
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还用得着论证吗？问题是政治问题可以不可以讨论？
按照邓
小平的说法，就连“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论起来，还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的
党的决定”。那么，“党的原则”、“党的决定”是不是可以讨论呢？这就不可以
讨论了。邓小平是在肯定有所不可以讨论的前提下论证“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
”。一些人颁布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原则”，交给另一些人去执行，这是什么原则
？一些人作出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决定”交给另一些人去遵守，这又是谁的决定？
政治问题不可以讨论，这一点只能做不能说。我揭穿了一个秘密，邓小平的恼怒可
想而知。于是，下令将我撵出北大，逐出北京。
因为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在政治问题上发表反对意见就是“反革命言论”
；
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煽动”；
进行“反革命煽动”就要抓人、判刑。
这是制造魏京生案和一切政治冤案的三大定律。
一九七九年，我触犯了第一定律，还有两条定律也是应当推翻的。
即使按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来说，“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
反革命煽动’”这一定律也是违法的。《刑法》第十条关于犯罪的规定是具有社会
危害性的行为。只有行为犯罪，不可能有“言论犯罪”、“思想犯罪”。以言论和
思想定罪，不是根据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客观事实，而是全凭执法者对当事人的言
论和思想的评说；定了罪也无从量刑，只能实行罪刑擅断主义。
“反革命言论”不过是一种言论，不等于反革命行为。“反革命煽动”是一种行
为，不仅谈论一般的看法，而且讲出具体的做法，并推动别人采取行动。在刑法上
，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是共同犯罪。有教唆者才有被教唆者；但只有被教唆者的犯罪
行为，才能证明教唆者有罪。同样的道理，没有被煽动者就不成其为煽动；没有被
煽动者的反革命行为就不能证明煽动者犯有反革命罪。煽而不动，至多是思想影响
，也不算犯罪。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只要被断定为“反革
命言论”，不管是否引起反革命行为，就以“反革命煽动”论罪。
解析第二定律，说明法律本身和法律的运用出入很大；第三定律表明法律本身也
有问题。“反革命煽动罪”根本就是荒唐的，必须取消。世界各国(就连社会主义的
始祖原苏联在内)的法律都没有“反革命罪”，刑法上规定“反革命罪”完全是“中
国特色”。革命只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有革命才有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
是历史学的概念，不是法学的概念。革命过去了，就无所谓反革命。不是任何社会
、任何时候都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根据短暂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制定长期有
效的法律，是根本不科学的。
“反革命”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行为，也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这一概念
本身就是不严密的。虽然《刑法》总则规定了只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
在执行《刑法》分则的“反革命罪”特别是“反革命煽动罪”时，“反革命”概念
的不确定性，为镇压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提供了方便。
“反革命”所反对的“革命”在哪里？为了坚持执行“反革命罪”，又要极力维
护革命的神圣性。中国共产党自以为始终代表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又集中在
“伟大领袖”或“核心人物”身上。所以，从前毛泽东是革命的化身，“伟大领袖
的亲密战友”林彪一度也是革命的化身，现在邓小平是革命的化身。魏京生就是因
为反对邓小平获“反革命罪”。魏京生所反对的不是革命而是独裁。如果反对革命
有罪，反对独裁何罪之有？如果邓小平并不独裁，可以任其反对，何必惊慌？魏京
生因反对独裁而身陷囹圄，恰好证明确实是独裁。确立了“革命的化身”，任何反
对意见都有罪，有时还不是反对意见而是正当的批评，“文化大革命”中连“议论
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有罪。因此，凡是发表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的反对意见，
就是“反革命煽动”；另一方面，凡是“煽动”必是“反革命”。一九八九年天安
门广场的示威者是“煽动”民主，不是煽动反革命，均以“反革命煽动”论处，因
为同样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
因发表某种言论而被定为“反革命煽动罪”，在中国依然如故。
二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言者无意，闻者有心，硬说是为魏京生辩护。
就是辩护又有什么不可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公民可以充当被告辩护人，
判决生效后，任何公民可以代理申诉。法律的条文是有了，但国人缺乏法制观念，
好象为罪犯辩护也是犯罪，至少是立场有问题。我本来不是辩护，既然说了也不相
信，我就真的辩护一下。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召开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作
为北京大学的人民代表，就魏京生问题(还有傅月华问题)向北京市人民法院和北京
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
魏京生是因“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捕的，判刑时的主要根据却是“出卖军事机
密”。我认为罪名不能成立。所谓“军事机密”不过是有关中越战争的“小道消息
”。战争已经开仗四天，魏京生只是说出了中国前线指挥官的名字，也算“出卖军
事机密”？魏京生不过是一个电工，按他的职务并不掌握军事机密；首先必须有人
向他提供军事机密，他才能出卖。如果他有罪，是以别人的犯罪为前提的，法庭放
纵了首犯。而且魏京生谈话的对象不是敌人，是某外国记者。法庭说是“间接向敌
人提供”，但法庭没有拿出事实证明外国记者的情报通向敌人，倒是通向了中国人
，录音磁带被送上法庭成为“通敌”的证据。法院、检察院对人民代表的质询竟置
之不理。我起草了一个声明，还有李春光、丁始琪、费振刚几位代表签名，对法院
、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表示不信任。表决时，由我们四个人带头几十位人民代表投了
弃权票(因法院、检察院也确实判了一些坏人，不好投反对票)。
过了一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人民代表的竞选运动中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
回声势浩大，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作一番解释，说是魏京生特别顽固，死不
交待，只好判他。公开宣布的司法原则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连出卖的“军
事情报”的来源都没有搞清楚，魏京生犯罪的证据何在？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因为
提出魏京生问题，又大讲言论自由等等，被上面定性为“闹事”。教育部长蒋南翔
下令要抓“右派”。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表示为难，抓“右派”未果，但胡平当选
为人民代表却失去了学位。胡乔木说“学生闹事的论点都是郭罗基发明的”，我成
了“闹事”的“后台”。总之，在很长的时期中，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多少人，为
魏京生鸣不平，非但无用，反而倒霉。究竟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年，邓小平自己揭
开了谜底。
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号文件公布了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
二十年”的谈话，就是这个谈话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导致胡
耀邦下台。邓小平也讲到我，说“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观点可以保留
”云云。这一次本来与魏京生无关，因为讲到我，大概又想起另一位“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代表人物”。于是就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
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
比一天好起来。”原来邓小平那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的操纵下，没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所以对魏京生一判就是十五年。邓小
平的那个谈话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时，上述一段话修改了
，变成这样：“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
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第一五零页)主要之点“既然抓了就不放”没有了。一时不
小心泄露了天机，赶紧收藏起来，相应地对魏京生也故隐其名。在印刷品中删掉七
个字很容易。但那个如雷贯耳的谈话连当时的中学生都听到传达，要从人们的头脑
中收回烙印很深的语言就不容易了。“既然抓了就不放”已经体现在魏京生的案件
之中，要从事实上抹掉这一原则就更不容易了。欲盖弥彰，用后一段话替代前一段
话，可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邓小平说，对魏京生“既然抓了就不放”并没有使中国的名誉变坏。那是因为“
聋子不怕响雷轰”，国际舆论充耳不闻。其实，魏京生问题正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
。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邓小平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谈话
时，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放魏京生和王希哲？”一下子触犯了脖子下面的“逆
鳞”，邓小平正色道：“魏京生、王希哲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要管，你们这些学者
在这种场合根本就不应该提这个问题。”不是人家不应该提这个问题，而是邓小平
怕提这个问题。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这个原则在法学上叫做有罪推定。从推定、
认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证明有罪。其实，这种证明已是多余的了。所以，有
罪推定只能是政治上专横、专权、专制的原则。有罪推定的方法论必然是逼、供、
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实行有罪推定。押上公堂就有罪，老爷喝令：“
从实招来！”如若招不出来，先打四十大板再说。“既然抓了就不放”，很象戏曲
舞台上一个古代糊涂官讲的话，居然出之于当今号称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的
邓小平之口，正象马克思所说“已故先辈的传统还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针对专制主义的有罪推定提出无罪推定：任何人在没有作
出有罪判决之前，应当被看作无罪。无罪推定是保障人权的原则。一七八九年，法
国《人权宣言》确认无罪推定的原则。一七九一年，法国宪法采用《人权宣言》为
宣言，从此无罪推定具有法律效力。
人，生来是无罪的。任何罪犯都是从无罪的人变成了罪犯，没有天生的罪犯。法
律证明应当从无罪开始。从无罪去证明有罪，证明失败，仍然无罪；从有罪推定出
发，证明失败，仍然有罪。冤、假、错案的发生，无一不是有罪推定的产物。
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官方法学家在表面上是反对有罪推定的，因为有罪推定的名声
太坏；反对有罪推定就应当实行无罪推定，然而也不，他们更是拼命反对，认为实
行无罪推定是“为罪犯开脱”、“替敌人说话”。在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有罪推
定。不是还有一个著名的司法原则，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抓了人，叫
人家“坦白”，就是首先推定有罪；无罪者被抓，自然要抗拒，何以从严？事实是
因推定有罪而坦白变得更有罪。所以在牢里的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坦白从宽
，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邓小平的“既然抓了就不放”，又是“坦白
从宽，抗拒从严”的前提，可称是有罪推定的经典公式。
虽然刑事判决都要说明根据《刑法》多少条，但法律条文屈从于“既然抓了就不
放”的原则，法就不成其为法。
三
当年的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领导人颁布了一个司法原则，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孟德
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三种权力，“即制定
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犯罪权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邓小平就集
三种权力于一身，对权力的运用缺乏法的精神，运用权力提出的原则更是缺乏法的
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邓小平在那个扭转乾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为了保障
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
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
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
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
的这一番话讲得不错。但它是针对毛泽东时代的时弊而说的，也是为了警告华国锋
而说的，所以当他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就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日后的邓小平成了先
前的邓小平的批判对象。邓小平还不是把他的话当做法，而是凌驾于法之上，摆布
法。
魏京生冤案的发生，就在于邓小平发了话。而释放魏京生还是因为邓小平发了话
。据《世界日报》报道：“由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转达邓小平有关释放魏京生
的意见，结果政治局七人常委全数通过。”抓魏京生，放魏京生，都是同样的机制
在起作用。
邓小平把人治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毛泽东的集权还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
共产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外衣。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国家元首，也没有当过党的领袖
，自封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便独揽大权。到后来什么职务都不要了，作为
“退休老人”不时“拍板”，照样治理国家。
既然魏京生案是人治制造出来的，了结此案就是根本不要人治，要法制。
魏京生虽然放出来了，但魏京生案的成因——“反革命煽动罪”、“既然抓了就
不放”、“老人拍板”一个都没有消失，还在王军涛、陈子明、鲍彤等人身上继续
起作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要改变自己的形象，不仅是放一个魏京生，而是放
所有的魏京生；不仅是放魏京生，而是不再抓魏京生。况且放魏京生是为申办奥运
会加筹码，现在北京输给了悉尼，已经跨出的一步会不会退缩？□